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pdf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卷第期 年月 翻译研究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陈家晃（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康定）【摘要】“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它对传统的“忠实”观提出挑战，但对现代文学译介却有裨益。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进行了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行为，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但却增加了其在目标语社会语境中可读性和接受性。【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格萨尔王；译者主体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基金项目：四川民族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葛浩文英译本 格萨尔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作者简介：陈家晃（），男，福建邵武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翻译文化转向背景下，“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尤其文学翻译）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与此同时，“创造性叛逆”也引起一定误读，比如，由“创造性叛逆”创造出“破坏性叛逆”这一术语并将“创造性叛逆”视作指导翻译的方法。实际上，“创造性叛逆”是个“中性词”，是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或“偏离”原文的客观描述，不是翻译方法和标准，也不是一种价值观和立场。“创造性叛逆”主要有四种表现，“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比如，在葛浩文（）诸多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中，“创造性叛逆”屡见不鲜。葛浩文被称为“中国文学的首席翻译家”，从世纪年代至今，葛浩文个人或与他人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近篇（部）。在这些翻译作品中，“创造性叛逆”俯拾皆是，德国汉学家顾彬评论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的编译。葛浩文的英译本也被贴上“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的标签。然而，葛浩文英译本中存在的连改带译现象，“不应被片面视为一种对翻译忠实性的违背，更不应被借以否定以 忠实为基本原则的翻译理念”。实际上，葛浩文编译、改译、删节等行为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本文拟以葛浩文和林丽君（）翻译阿来 格萨尔王的英译本为例，对译者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一、个性化翻译个性化翻译“指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多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译者的翻译原则和目标必定在翻译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个性化翻译是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具体表现，是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个性化痕迹，是译者在译文中所体现出的偏爱的、有规律性的翻译思想和语言模式。个性化翻译反映译者的才情、风格、审美、情趣、经历、社会文化语境等抽象因素，具体表现为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的独特的语言特征，包括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具体特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翻译，作为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表现之一的个性化翻译，一方面反映了译者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译者异于他者的语言表达，即译者个性化的语言使用；另一方面又反映译者的叛逆性，主要表现为译者在翻译原则和特定目标指导下，译者对本真性（）的破坏，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文存在偏离与差距。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化翻译或多或少损害原文的本真性，但对译文在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性而言却并非不无裨益。葛浩文是位极富个性的翻译家，他集创造性和叛逆性于一体。“他文化意义与翻译策略上的身份，即全球视野，文化中美，译写吾国，语取东西”，使他“带有鲜明自我印记与原作风格的 杂糅”风格，葛浩文的创造性以 这一特质为支撑，其创造性既体现于微观的词句，又体现于译文风格的重塑。葛浩文既是在翻译作者，也是在呈现自己，既是在隐身，也是在现身，是“我译”和“译我”的统一。在一次独特的自我采访中，葛浩文把自己设定为两个身份：和，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中国自我（），并宣称翻译要我行我素。葛浩文的译作带有鲜明的自我印记，葛浩文曾说道，如果用别人的言说方式，他一句话也译不出。与此同时，葛浩文“无意识的、非策略性的 背叛，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造”使译文有意或无意地偏离原文。例丹萨转而去找她的长子倾诉，不料儿子的口吻竟跟其父一模一样：“作为达绒部的女人，居然不愿达绒部在领噶称王？！”，：？例觉如本不漂亮的脸，被一片阴霾笼罩，显得更加难看但是，这个风情万种的姑娘对自己欲迎还拒 ，例和例反映了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的创造性，尤其是译者对阿来 格萨尔王一些措辞的翻译非常到位，比如例中的“口吻竟跟其父一模一样”译为“”，“”指称意为“鹦鹉”，隐喻意为“无谓盲目地重复”，译者用“”一词不仅准确译出了原文的基本含义，而且表达了“有其父必有其子”“鹦鹉学舌”等特定的汉语文化内涵。例中译者用“”简洁又形象地表达了觉如（格萨尔王）“脸色难看，阴霾笼罩”情形，用“”（“尤指对爱情羞羞答答的、假装害羞无知的、故作忸怩的”）栩栩如生地译出了珠牡“风情万种和娇羞忸怩”的藏族少女形象。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一些措辞意义的准确解读以及对目标语对应词汇的恰当选择都反映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把“故作轻松”译为“”、“心生幽怨”译为“”、“自己气了半晌”译为“”、“笑容一闪即逝”译为“”等。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个性化翻译不仅表现在独特的译者风格（主要表现为独特的语言特征）还表现在对原文的“背叛”。这种背叛往往是译者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综合考虑译文连贯性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进行的再创造。例嘉察协噶从箭袋中取出一支箭他连射了三箭，雪都像巨浪一样向两边翻涌，然后，一条通道出现了。，第卷第期 陈家晃：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 两个词都是混合词（），即为（）（）两个词的部分混合组成，为（）（）两个词的部分混合组成，因此，“”表示“既重视全球化又兼顾本地化、既通晓中国语言文字又植根美国社会文化”之意。例这句话，像是微风吹醒了睡着的火种，一股烈焰顿时在晁通心中腾腾窜起：“你区区几千兵马，岂是我达绒部数万雄兵的对手！”，例和例中，译者都对阿来的 格萨尔王进行了再创造，译文都“背叛”了原文。在例中，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把原文中的“他射了三箭”翻译为“”，原文中藏族人民心中表示吉祥和美好的数字“三”在译文中并没有出现，译文“（连续射箭）”偏离原文“连射了三箭”之意，但却与下文的“”存在更紧密的逻辑关系，因为“连射了三箭”是一个短暂性的动作，而“（连续射箭）”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后者显然与下文的“”和“”这样的持续性动词搭配得更合理。在例中，葛浩文和林丽君把原文中的“你区区几千兵马”译为“”，译者刻意把阿来 格萨尔王的“几千兵马”这一信息译为“（你的区区几人）”，虽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但却更加凸显了晁通的自大和自负。二、误译与漏译误译意指错误翻译，包括无意和有意误译两种形式。前者由于译者疏忽大意、语言功底不深、文化知识薄弱等原因导致的翻译错误，后者指“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或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葛浩文和林丽君在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有意或无意的误译都存在，无意误译源于译者对藏文化的不了解，有意误译出于对目标语读者和诗学等考虑对源语文本采取的不等值翻译。先看以下无意误译的例子：例这些大小不一的国，不是国王堕入魔道，就是妖魔潜入宫中，成为权倾一时的王臣。；例那个地方，天如八幅宝盖，地如八宝瑞莲，河水的波浪拍击着高原上那些浑圆山丘的崖石堤岸，仿佛在日夜吟诵六字真言。，例和例中的英语译文存在典型的无意误译。在例中，“魔道”被译为“”，“”以及后文中的“”都会让读者把原文藏传佛教中的“道”等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道教”的“道”，因为“道教（）”的“道”国际上英译为“”，而阿来 格萨尔王中的“魔道”显然并非“道教”中的“道”，建议译为“”。在例中，“六字真言”被翻译成“”以及后文中的“”都是译者对藏文化不了解导致的误译，“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中最尊崇的一句咒语，藏文音译“、嘛、呢、叭、咪、礧”，建议英译为“（）”由于译者对藏文化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译在阿来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还有不少，比如，“金刚杵”误译为“”（“金刚杵”意为“一种坚固无比的武器，在密教中，它象征摧破烦恼的菩提心”，应译为“”）、“桑烟”误译成“”（“桑烟”意为“神香，祭祀火烟”应译为“”）、“法师”误译成“”（“法师”指“佛门弟子中可以传授、继承如来教法的人选，对僧人的尊称”应译为“”）、“木曜”误译成“”（“木曜”指“木星”应译为“”）等。例公主袅娜趋步到格萨尔面前：“小女子在此天天迎候，望眼欲穿，只差一天，就是整整三百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双月刊年创刊）年月 天了！”，（）例中，译者把原文中的“只差一天，就是整整三百天了”翻译成“（三百天）”属于有意误译。译者没有把“只差一天，就是整整三百天了”忠实地直译为“”或者“”，而是有意误译为“”，主要考虑目标语读者和诗学等因素对源语文本采取的不等值翻译：首先，“”比“”表达更简洁也更直接，而且在文学翻译中，两者的语义差异对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其次，“”比“”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因为数字“”在目标语语境中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西方文化认为世界由大地、天空、海洋三者构成，人体包括肉体、心灵、精神三方面，基督教信奉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理念等；此外，根据数字在英语谚语中的使用频率，数字“”在英语谚语中的使用频率约为，在所有英语数字谚语使用率中排第三位，而百位数中个位和十位都不是零的英语数字从 至 在英语谚语中的使用频率为“”，因此，“”在目标语读者中显然比“”更容易接受。考虑目标语读者和诗学等因素对文本进行不等值翻译在上文例中也得到体现，译者把“瑞莲”有意误译成“（百合）”，而不是忠实地翻译成“（莲花）”，因为“”（百合）在西方文化中蕴含“洁白、纯洁、瑞祥”之意，而“（莲花）”在欧美社会中非但没有“洁白、纯洁、瑞祥”之意，反而蕴含贬损之意。“漏译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或者省略原作中的某些句子或段落”，漏译也分有意和无意两种，无意漏译是译者疏忽造成的原文只言片语在译文的遗失，有意误译是译者出于目标语文化语境的考虑对原作中的某些词、句、段等有意遗漏或省略。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言，漏译主要指有意漏译，有意漏译是译者充分考虑译文的简洁性和连贯性以及在目标语境的接受度等因素，“有意”遗漏或省略原文的某些信息，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但译文的可读性未减少甚至增加，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例觉如一时间有些糊涂。后来有人说得好，“好像是电视信号被风暴刮跑，屏幕上出现了大片雪花。”觉如也站在洞口拍打着自己的脑壳，说：“好像他是中了自己的心魔，怎么是中了别人的魔法？”，？例说起来，神子将要降生的这个家庭血统高贵，啊，因为岭是藏地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先说说整个藏地情形吧。，例和例都是（有意）漏译的例子。例中，译者把原文中的第句至第句共字（不包括标点符号）都省略不译，并把原文的第句和第句有机地结合起来翻译成一句话，使译文更简洁连贯，如果一字不差按照原文翻译，译文会更冗长，而且西方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电视信号被风暴刮走，草原牧民拉长天线，朝不同方向寻找信号，使劲拍打电视机”等内容。例中，原文是阿来 格萨尔王的 故事：前传一节的开头部分，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把原文该节第一段内容全部漏译，直接从原文第段开始翻译，使译文变得简洁，而且直接点题，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三、节译与编译“节译是对原著一个完整部分、一个完整内容的翻译”而编译“指编辑和翻译，即在翻译过程中增加编辑的步骤与环节，可以是先编后译或先译后编，即根据翻译对象的特殊要求对一篇或几篇原作加工整理后再进行翻译的变译活动。”节译是译者有选择地翻译原著的完整章节，而编译主要“通过标题编译、文体编译和文化编译等手段，将原著思想和译者观点有机融合”。节译和编译都是“创造性叛逆”的表现之一，但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节译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体现为译者对翻译第卷第期 陈家晃：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章节内容的选择与取舍，编译的“创造性叛逆”却更多体现为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进行全文翻译而非选取部分章节进行翻译，因此，他们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不是体现在节译上而是编译上，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编辑环节，尤其是对阿来 格萨尔王标题、文体及原文表现的文化进行编译。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的标题编译主要体现在对书名和章节标题的编译之上。首先，葛浩文和林丽君并没有直接把阿来 格萨尔王书名直接翻译为，而是编译为 。编译的题目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西方史诗 罗兰之歌（），而且“”蕴含“歌唱”之意。因此，把汉语书名 格萨尔王编译为 ，既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期待，又突出源文本说唱史诗的特点。其次，葛浩文和林丽君还对原文的部分章节题目进行了编译，比如，原文章节标题 说唱者：骏马和 故事：伽国消息分别编译为“：”和“：”；原文倒数第四章标题 说唱人：地狱救妻和倒数第三章标题 故事：地狱救妻分别编译为“：”和“：”。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的文体编译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开头叙事的编译。“就传统意义而言，文体指的是散文和韵文中语言的表达方式 说话者或作者如何说话，不论他们说的是什么。”作家或作品的文体具体包括“修辞情景与目的、有特点的措辞或言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类型和句法、比喻语的数量与种类等。”现代文体学突破了以研究语音、词汇、修辞等狭隘的形式文体学的束缚，极大地扩展了概念和范畴，研究文学中的语言使用，涉及作文文学表达媒介的语言的一般特征的整个领域。现代文学文体学既关注诸如表层的句法结构、措辞、修辞等语言形式，更关注语言形式与内容（认知含义和小说现实）的张力和互动关系。小说现实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客观因素，比如主人公的言语内容、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是叙事文本中的故事（包括事件和存在物），属于所述或被叙述层面；而语言形式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属于对叙事作品的表达与叙述层面。因此，现代文学文体学关注叙事文本中的话语与故事之间的张力和互动关系，即话语是如何叙述故事的。中西方思维差异必然导致中英两种语言叙事方式的差异，这在中英小说叙事的开头表现得尤为突出。中西小说在处理主次人物情节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小说更主要表现出功能性叙事意味，而西方小说更具有有机性叙事特征，即使细枝末节的局部叙事往往也与主体内容关联”，传统中文小说往往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背景开头，主题或主体没有刻意凸显；而西方小说开头往往直奔主题或主体，时间和地点等背景元素与主体内容关联，主题或主体得以凸显。中英小说叙事开头的差异在阿来的 格萨尔王和葛浩文英译本 的开头也得到了体现。例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于是，刀兵四起，呼唤征战与死亡的号角响彻了草原与雪山。，汉英叙事小说开头的差异在阿来 格萨尔王的中英版本表现明显。在例中，译者对原文的开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编译。阿来在 格萨尔王开头第一章第一节 故事：缘起之一用了字叙述后蒙昧时代岭噶人民与群魔斗争但惨遭妖魔折磨和奴役的境况，但在这字的小说开头叙事中，作者并没有提及小说的主人公格萨尔王；而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仅仅用字编译了原文 的第一章第一节，删除了与主题和主体内容不相关的内容，比如把原文前四段的字压缩成一段字；增加了与主题或主体内容相关的内容，比如译文结尾“，”，旨在突出主题，使小说的叙事背景与主体内容产生关联。四、转译与改编转译，是以中介语为媒介进行的二次翻译，译者选用的译本称为“中介译本”。转译行为发生在两种以上语言及文化之间，是多文本、多主体、多维度互动的接力过程。转译是不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间接翻译，转译是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转译文本的生命不仅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双月刊年创刊）年月 取决于源文本，还取决于中介文本。转译文本是对原文本和中介文本的“延续”与背叛。改编是文学和文化史上非常普遍的现象，它是对一部或多部作品进行的变换，具有原创性和阐释性，改编后的作品与原作存在扩展的互文关系。因此，改编应基于原作但又不囿于原作，是“带有变化的重复”，改编作品是重写历史事件、人物关系、故事和规则，将旧事物再循环，将组装成的新的经验，改编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对源文本绝对的忠实，而在于对源文本相对的创新。此外，“小说式改编”更追求文学性及文学品质、结构更加自由与多样、叙述方式和情节线索更加灵活和自由。改编和转译都是基于源语文本或中介文本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也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之一。改编既可对源语文本直接改编也可对中介文本间接改编。转译所依赖的对象往往是中介译本，而非源语文本，但译者在对中介译本转译过程中，对转译文本的改编也难以避免。葛浩文和林丽君翻译的 转译自阿来的汉语版本 格萨尔王，而阿来的 格萨尔王改编自藏族格萨尔史诗，“小说还原了格萨尔王的神圣事迹，分为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部分，与格萨尔史诗降生、征战、返回天界三部分完全吻合”，史诗中的赛马称王、门岭大战、霍岭大战、北方降魔、保卫海盐等事件也在阿来的小说中得以充分叙述，只不过，阿来“用汉语展示藏语，用书面小说模拟口头文学，用个人话语书写民族史诗”。此外，阿来在小说中设置了另外一条线索，增加了当代说唱艺人晋美的故事，这一线索与格萨尔史诗故事交错推进，凸显了阿来对史诗格萨王的改编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葛浩文和林丽君对中介文本 阿来的 格萨尔王 结构、叙述方式、情节等宏观元素基本没有进行改编，只是对中介文本的部分句子和段落进行删减、重组和重新编辑。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的 格萨尔王的改编类似于编译。葛浩文和林丽君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转译，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首先表现在译者对中介文本选择上。就中文版的格萨尔王故事而言，除了阿来的 格萨尔王之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降边嘉措和吴伟主编的 格萨尔王（辽宁教育出版社年出版）、角巴东主主编的 格萨尔王传（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出版）、王沂暖和华甲主编的 格萨尔王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年出版）、降边嘉措主编的 英雄格萨尔（作家出版社年出版）等。葛浩文和林丽君选择阿来的 格萨尔王作为中介译本主要有以下考虑：“作品的质量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原文编辑在中国本土出版社的作用和地位；翻译出版社的经济价值。”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的改编是对句子和段落进行的微观改动和调整，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是“编”和“译”的结合。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的改编使英译本更连贯也更便于英语读者接受。比如，下面例子：例“我是岭部落共同推举的总管，不是什么王。我们在等待王的出现。”“把总管去掉，剩下最后那个字，你就是真正的王！”“”“”，例这些村庄都是核桃树与苹果树包围的村庄，牛栏空空荡荡。夏天，雪线不断后退，牛群去到了白雪消融的高山牧场。秋天还没有到来，打麦场边长着大丛的牛蒡。风推动着天上长条状的白云，横越过宽阔峡谷的上方。，例是岭国老总管与格萨尔叔叔晁通一则对话，原文“把总管去掉，剩下最后那个字，你就是真正的王！”意思不甚清晰、小句之间的联系也不甚紧密。葛浩文和林丽君两位译者编译为“，”意思更清晰，小句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连贯性也更强。例是说唱艺人晋美看到木雅村子的场景，原文有四个句子，各个句子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信息点多但不聚焦。译者英译时删除了诸如“牛栏空空荡荡”“夏天，雪线不断后退，牛群去到了白雪消融的高山牧场”“秋天还没有到来”等关联性不大的小句，并且重新第卷第期 陈家晃：译者“创造性叛逆”在阿来 格萨尔王英译本中的体现改变句子结构，把“核桃树与苹果树”“大丛的牛蒡”“风”作为小句或句子的主语，使整个译文结构更紧凑，关系更紧密，段落也更连贯。译者“创造性叛逆”是其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之一，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对阿来 格萨尔王的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等同“任性”叛逆，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删减、增加、改编源语文本或中介文本；同样，译者为了让译文更连贯或者目标语读者更易于接受所采用的删减和改译的“创造性叛逆”也“并非必然是 忠实的绝对对立面”，因为“文字层面的忠实并不等同于伦理层面的忠实”。译者“创造性叛逆”所具体表现的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是译者在尊重原作基础上，充分考虑译作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读性和接受性而采取的不等值翻译，它是译者与文学翻译多元系统中的其他诸如作者、读者等主体相互影响和互动的结果。葛浩文和林丽君两位译者对阿来 格萨尔王翻译所表现的“创造性叛逆”，既非完全遵循“忠实”原则，也绝非随意地“增改删”，而是根据目标国社会文化、文学等要素影响，在语言、内容和结构等方面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这样使阿来 格萨尔王的英译本更符合目标语国家读者的需求、期待和阅读习惯，这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走出去提供了借鉴意义，毕竟，在翻译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再也不是亦步亦趋的奴隶，译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作基础上，综合考虑目标语社会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接受度等因素，创造性地对原作进行改写，这样才能使译作在异国他乡更好地延续原作的生命力、甚至成为异国他乡的时代文学经典。参考文献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王向远“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广东社会科学，（）：谢天振译介学：理念创新与学术前景外语学刊，（）张丹丹葛浩文中国文学英译脉络及表征扫描中国翻译，（）：许钧，许方翻译与创作 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许钧“忠实于原文”还是“连译带改”人民日报，（）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孟祥春 葛浩文英译研究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葛浩文，史国强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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