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jsxln@163.com钩沉GOUCHEN语文教育的“旧观念”与“新观念”交锋会碰撞出新的教学形式。民国时期时代涤荡、变革甚巨，社会各领域思想活跃，在语文教育领域亦是如此。面对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划时代变局，面对西方现代教育思潮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巨大冲击，当时的语文学界开展了很多的讨论与实验研究。“这些探索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变革，尤其对白话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从语文教学的目标、语文教学的内容、语文教学的方法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论争进行分析，会发现当下的语文教学仍然存在类似问题，也会发现语文教学改进的契机，话语方式的改变预示着教学路径的又一种可能。一、语文教学目标之争：为什么教语文教学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教学目标不明晰。进行语文教学，或过于重视文本内容的研讨，把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生活进行探究和讨论；或过于重视表达方法的总结，把作品作为方法提炼的原料，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写作技巧；或是把作品作为语言的仓库，让学生摘取语言材料，以备个人写作时应用……归根结底，是不同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目标的认识不一致。1.论争的焦点：教育目的还是教学目标1923年，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就语文教学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穆济波指出，何仲英讨论初中国文教学一文，“谓‘如何为学？如何做人？’这一百二十斤的担子单独加在我们国文教师肩上，小区区便要退避三舍。”［2］认为何仲英等人过分突出了语文学科的语言运用目标，且拘泥于词句理解的语文教学削弱了语文学科的教育性，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不匹配。进而阐释他的主张：“国文国语在教学上的价值，并不只如一般学生与学校办事人所想象之单纯，亦并不如一二教师只墨守‘知的教育’而忘去‘人的教育’；或空言世界化，而忘去民族精神。”［3］穆氏的主张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语文教学是人的教育，要肩负起帮助学生精神、情感、灵魂成长的责任；其二，语文教学要肩负起传承本民族精神的责任，要有国家民族发展的使命担当，不能在“世界化”的语境下丧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朱自清的观点是：“我也和穆济波先生一样，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但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4］这一观点承认了语文学科的教育性，同时又指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不能因为教育性而掩盖了学科属性，也不能由语文学科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