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三重维度——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分析.pdf

经济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三重维度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分析梅文韬摘要：在著名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从货币职能、级差地租、一般价值三重维度论证了劳动在价值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将劳动价值论贯穿到货币所代表的一切财富源泉中，消弹了货币数量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二是解决了地租与劳动价值论一致的难题，地租作为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级差地租；三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两个不同的价值量，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寻找价值余额是徒劳的。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都集中地指向价值余额的源泉，为剩余价值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关键词：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伦敦笔记；政治经济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学界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项目编号：1 8 ZDA01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思想史视阅下的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中图分类号：F091.91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的编辑出版，国际学术界对资本论理论生成史的认知有了更丰厚的文献支撑。在经历1848一1 8 4 9 年的中断后，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启动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 8 5 0 年9 月到1 8 5 3 年8 月，马克思共写作了2 4 本笔记，并把它们按罗马数字进行编号，此即著名的伦敦笔记。除了摘录原文和马克思添加的一些评注外，笔记中还有两份原稿，这些内容有助于弄清马克思当时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所达到的理论成熟程度。伦敦笔记内容丰富，马克思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李嘉图学派的全面研究；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也有研究者以价值问题为中心，将笔记的内容归纳为三组：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前7 本笔记归为第一组，它们包括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的一些经验材料；把反思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摘要和第7 本笔记中的大卫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的第二部分，归为第二组材料；第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3-8 5 4 X（2 0 2 3）0 8-0 0 2 3-0 8三组材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摘要，特别是赛贝利、托德昆西、托罗马尔萨斯、罗托伦斯、约格雷、皮莱文斯顿、托霍吉斯金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摘要。在伦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蜜蜂采蜜式的摘录，自然地引出了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坚定地捍卫劳动价值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他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对于货币、地租等价值形式的研究，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形式理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德国学者、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黑克尔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形成概括为三个阶段，认为伦敦时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马克思自此深人地研究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呈现了自己的论证。一、货币职能：理解价值的货币形式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2023.81 23册）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自已从伦敦时期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 8 4 8 年和1 8 4 9 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 8 5 0 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贵金属作为突然增加的“随时随地的财富”，与作为一般劳动所产生的财富应该是不同的。如何看待贵金属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实际财富相对应的货币财富之间的差异，这是货币理论中呕需加以说明的问题。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在劳动二重性等理论上取得突破，但是通过对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的批判，已经在“科学地论证劳动价值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格、货币的价值都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这在当时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货币理论。它认为货币自身的价值与其数量成反比，而商品的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货币的数量越多，货币本身的价值越低，商品的价格则越高。这种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将社会财富的价值高低与社会劳动割裂开来，单纯从货币的供给数量中寻找价值的规定性。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抛开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则指出，货币数量的变动与流通中的货币运动无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取决于每日的贸易额、流通手段、信用等，也就是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它所代表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相反，货币数量与贸易额的大小、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社会以货币为债权与债务双方的信用有密切的关系。基于此，“从原则上批判李嘉图的数量理论，对马克思来说也是出于进一步制定自已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必要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在质上高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李嘉图在理论上主要对货币的数量方面感兴趣，而马克思已经把货币看作历史地形成的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摘录了有关货币学说的一段话：“金银价值之所以波动，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藏；是由于开发矿场或采矿本身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进；是由于矿的产量的锐减”，“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241江汉论坛值一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在这里，李嘉图将金银作为劳动产物的价值与劳动总量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的金银产出因其稀缺性，生产金银的劳动量显然与生产其它劳动产品的劳动量是存在稀缺的倍数关系的。马克思摘录这段话，正是看中了李嘉图将金银与劳动总量所建立的关系。但李嘉图并没有将劳动与金银价值之间的关系前后贯通起来，相反，他直观地将价值与货币的数量建立起了联系。李嘉图主张货币数量论，认为黄金的价值是由流通所需货币的多少决定的；至于流通中的金属是量多价值低，还是量少价值高，是无关紧要的。针对李嘉图的这一观点，马克思评论到：“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前者，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让货币数量的变动影响了商品的价格，但是“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对于后者，马克思则指出，随着交换过程的增多，对流通手段的需要也会提高。货币数量不决定货币的价值，但并非与货币价值无关。如果只有价值高的货币，它所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够的。这一时期真正使马克思深入开展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关键点，就是“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1 8 4 7 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承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恰当的表达，“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充分理解劳动的二重性，而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劳动二重性称之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的货币理论在1 8 4 7 年还有不足之处。当时，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还没有明确地以物化在货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确定货币的价值，而是承认货币的数量是构成货币价值的要素。克服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困境就成了马克思阐述自已经济理论的重要起点。经过研究，马克思断言，“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 8 4 3 一1 8 4 7 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马克思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由货币数量决定货币价值的观点不成立。如果货币的数量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无关，那么，金银条块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作为价值而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呢？通过对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摘录，马克思发现金银条块作为财富具有贮藏职能的特性。“贸易的巨大和终极的结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银、金或珠宝的富足，它们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不论何时何地都是财富。而酒、谷物、家禽、肉等等尽管很多，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生产金银等等这样的商品和经营会使国家获得金、银等等的贸易比经营别的贸易都有利。”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获得的贵金属作为贮藏的货币，更值得期待。贸易“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而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时间上普遍不变，空间上长久存在。货币是永恒的商品，所有商品只是短暂的货币；货币是普遍的商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金银由此获得了“普遍的商品”的属性，或一切商品的抵押品的性质。在马克思的笔记中，特别“指出了配第的重商主义看法，即认为商业最大和最终的效果，不是财富一般，而主要是剩余的金、银和珍宝，这些东西不像其他商品那样短暂和易变，而是永恒的和普遍的财富。”这里的摘录内容后来被马克思引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即货币主义一一重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一一的创始人，宣布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从简单商品流通观点来看，也就是形成既不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因此，金银作为永恒的商品同样凝聚了一般商品的劳动，不从劳动量的多少来看待货币，而仅从货币数量本身来看待货币的价值显然是对货币贮藏功能的误解。“关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金银条块中被说成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并在原则上说明，对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价值的相对稳定是很重要的。许多关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间接表述，是与关于信用、信用货币、支付差额等等的摘录相联系的。”在研究休耳曼的著作时，马克思碰到了有关金银转变为货币问题的论述。马克思认识到，货币兑换，即金银变为铸币或铸币变为金银，已广泛流行。“当商人周游外国市场时，为了用现金支付起见，他们带上未经铸造的纯银，金也可以。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把得到的当地铸币换成未经铸造的金银。因此，兑换业务，即把未铸造的贵金属转换为当地铸币或者把当地铸币转换为未铸造的贵金属，成为非常流行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在摘录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时，人们对贵金属的崇拜而导致作为支付手段的金银的异化，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贵金属必然充当交换中的抵押品，人们把它们变成神，越来越多的财物、需求，甚至人都成了它的牺牲，人们不是把它们用作贸易的仆人、奴隶，而是把它们变成贸易的暴君，通过货币的作用，天然的秩序被歪曲了，货币成了一切物品的剑子手，货币的罪行在于他们想成为上帝，而不是成为奴隶，布阿吉尔贝尔把高利贷者同炼金术士相比，后者为了得到金而把一切物体化为灰煜。”作为支付手段的金银原本应当成为交换中的抵押品，但它一旦被赋予“一切商品”的特性后，就使得具体的财物退场，而贵金属占据了交换的中心位置。从前人的大量研究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体现社会关系性质的观点。与所有资产阶级货币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在1 8 5 0 年代已发现，“货币并不是物的神秘属性，而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社会关系。货币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方面，货币的历史虽然明显地比资本主义长，但货币在资本主义下才成为普遍的、引起所有社会关系的现象。”这种普遍现象在雇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基本关系中以货币作为中介而无处不在。人类也陷于他们自己产品的统治之下，人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作为物（以货币的形式）与他们相对立，赚钱成了所有阶级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从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是一切物品的剑子手”的论断中看到，“这主要是针对财政制度而言的，这种制度消灭了大量商品，远没有在货币形式上把它们归入国库。”“为了获得货币，所有必须亏本才能售出的商品都被销毁了。这样，生产停止了，这是崇拜银这位神明的那些献身者的活动的结果。”“由于货币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富裕的情况下产生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