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2023年第8期清廷团练大臣策略的结构性困境———以曾国藩长沙清匪练兵时的境遇为中心崔岷贾健鹏[摘要]咸丰二三年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之举,使得地方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地方官员—绅士的二元结构变为地方官员—团练大臣—绅士的三元结构,并因地方官员和团练大臣均掌握“正式权力”而形成“一省之政出于二”的全新权力格局。由于“政出于二”格局的权力共享性质与战时集权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加之清廷未能明确划定其权力范围,导致认真行使“正式权力”的团练大臣常与地方官员产生权力纠葛,进而陷入“艰难困顿”的结构性困境。其间,曾国藩在长沙清匪练兵的经历可谓团练大臣如何一步步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显例,毛鸿宾与吕贤基在山东和安徽的遭遇则为之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关键词]曾国藩;团练大臣;地方官员;地方权力结构[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23)08005214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出师“东征”,其后历经十年的残酷征战,最终镇压了长期威胁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这一给曾国藩带来“中兴第一名臣”美誉的事功之起点,实为其丁忧居乡时以在籍绅士①身份接奉清廷谕旨、作为“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但在曾国藩的记忆中,咸丰二年十二月至咸丰三年八月的长沙办团经历却不堪回首:其主持的“清匪”和“练兵”行动虽然打击了湖南“匪患”并加强了长沙的防御力量,却逐渐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甚而仇视。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恶化,绿营与练勇之间的暴力冲突亦不断加剧,直至酿成八月初六日令曾氏“几为所戕”的营兵骚乱。对曾国藩长沙“清匪练兵”期间境遇的解读不必止步于权力冲突的表面或其个人特殊经历②,而应看到冲突背后制度与结构的因素。事实上,曾国藩经历的非议和险情突出地反映出咸丰初年清廷团练大臣策略的结构性困境。自咸丰二三年清廷实施团练大臣策略、部分在籍绅士拥有的权势从“非正式权力”升级为“正式权力”后,地方权力结构即从传统的地方官员—绅士的二元结构变为地方官员—团练大臣—绅士的三元结构,并因地方官员和团练大臣均掌握“正式权力”而形成“一省之政出于二”的全新权力格局。由于“政出于二”格局的权力共享性质与战时环境下集权要求间的内在矛盾,加之清廷任命团练大臣时未能明确划定其权力范围,导致在随后的办团防剿过程中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时常陷入权力纠葛,从而直接影响了办团效果。关于晚清时期的权力结构变动问题,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相关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