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持续存在，至今尚未扭转。经济、政策、思想等各种因素通过影响性别观念、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保障等中间因素，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产生作用力，最终形成生育性别比持续失衡现状，其中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影响力较为显著。文章基于《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分析》一书，就经济学视角下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影响因素展开探究。由陶涛编著、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分析》一书，是一部立足于经济学视角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问题展开探究的专著。首先，作者立足于扎实的人口转变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生育决策的成本与效用展开系统分析，指出剩余成本与效应对性别决策具有影响。其次，作者通过对外部制度进行分析，得出非正式的社会生育制度也会影响家庭生育性别决策。最后，作者以中国农村家庭为对象，总结得出家庭生育性别的经济决策模式。从整体上看，该书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经济因素，结论清晰明确，为当前我国性别比失衡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学界一般认为，人为干预出生人口性别是如今性别比失衡的最直接原因。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我国自古以来的经济发展需求都需要更多男性劳动力，由此导致人们对男孩偏好观念的产生，进而对家庭生育性别决策产生影响。书中，作者立足于经济学视角选取影响家庭发展的变量，并通过大量数据调研工作构建了回归系数矩阵，通过数据分析，作者提出，经济因素是影响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核心要素，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因素与微观家庭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在宏观经济视角，影响家庭生育性别决策的因素有三点：一是家庭规模。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交易规模扩大和人口流动，这为个体避开宗族文化的影响提供了可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快，个体的家庭意识逐渐强化，家庭规模也逐渐小型化，这有助于减弱原本宗族观念对家庭出生人口性别偏好的影响力，强化了父母的家庭生育性别决策权力。二是劳均产值。经济发展带动劳均产值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带动个体收入增加，进而增强个体的社会风险抵抗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有利于瓦解个体产生男孩偏好观念的经济基础，进而使得家庭生育性别决策更为自由。三是养老保险。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逐渐扩大，以老人为对象的各类医疗服务、社工服务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保障约束，为老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这对“养儿防老”这一传统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