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在今天的法语世界，可供参考的《中庸》译本依然是19世纪末理雅各（JamesLegge）和顾赛芬（SéraphinCouvreur）的译本，他们分别是从拉丁语转译法语版和英文版。相较而言，《论语》在法国有三十多种译本，《老子》有二十多种译本。因此，朱利安（FrançoisJullien,1951-）①震惊于《中庸》的欧洲译本如此之少，尽管欧洲人一直都知道中国人对这本书的重视。在他看来，《中庸》既没有严格的逻辑推理，也没有借助“上帝”或者“天启”来激发心灵。所以，与其说是欧洲人抗拒《中庸》，不如说是《中庸》的“简单性”（Jullien1993：14）一直抗拒着欧洲人。因此，作为汉学家、哲学家的朱利安担负起传播中庸思想的时代任务，在他对《中庸》进行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中，他以理雅各的译本为参考并对其翻译的立场、内容与思想等层面提出了质疑以及解决方案，以期将《中庸》及其背后中国古代思想更真实、完整、准确地呈现在欧洲读者面前。1.朱利安对理雅各《中庸》译本核心概念的反思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在翻译《中庸》时，引用了西塞罗的观点：“‘金色之中’（aureamediocritas）是在万事万物中不停而周全地介于过与不及之间的事物”（孔子2014：254），因此他将《中庸》中类似道德实践的片段简单地归为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修辞。区别于殷铎泽的翻译理念，作为基督教真理的优秀捍卫者，理雅各将“中庸”看作取代上帝并免去启示环节的现实源泉，他认为“‘中庸’是可感知的天地与统摄天地的非物质力量和理性（即上帝）的可悲混合（asadconfusion）”（同上：290）。作为基督徒，他拒绝承认“中庸”拥有“上帝”般的终极地位和强大作用，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无法明辨的晦暗之中（anobscuritywherewecanhardlygropeourway）”（Legge1960：21）。无论是殷铎泽还是理雅各，都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思想固有的概念、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投射在翻译之中，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中庸》陷入了“最平淡的道德主义和最玄妙的神秘主义之间”（Jullien1993：25）的境地。包括理雅各在内的欧洲汉学家，无论他们的初衷是多么地希望能还原文本，无论他们的智慧是如何对一些现象进行开解，《中庸》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了。受篇幅限制，对于朱利安指出的理雅各《中庸》译本概念翻译的片面性，我们仅以核心概念“中庸”和“诚”为例。理雅各将《中庸》翻译成TheDoctrineofMean（《中的教义》）。Doctrine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而且他并不试图翻译“庸”，他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