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艺术家Theartists近十年中国美术现代性理论研究略述□施钰洁当下，“现代性”与“现代转型”这两个关键词，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不可避免的探索领域。这一话题在许多维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讨论空间。但是，在各个维度的问题讨论中仍能发现，还有人未能跳脱出“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固有思维模式，这会导致人们将中国的近现代美术发展等同于西方现代美术在中国的推演，由此便容易忽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形态。所以本文针对近十年来有关中国美术现代性的理论研究状况进一步展开分析整理，希望通过此番梳理能够为美术的现代性发展寻找到积极恰当的定位。一、以“冲击—回应”模式为突破线索早期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回应”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而做出的回应。虽然这样的理解在现在看来隐含着一定的被动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冲击—回应”模式成了早期众多学者分析中国美术现代性的一条重要线索。早年，潘公凯先生就在他的著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中认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症结还是在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上。”所以他以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作为主要逻辑，率先提出了“四大主义”，分别是“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引出了“自觉”的概念，认为西方现代美术的“自觉”更多的是在主观的意识层面与客观的社会到制度层面的纵向互动关系中，产生出适应现代情境的作品和理论，并反过来塑造现代情境与氛围。而中国现代美术中的“自觉”不仅存在于观念与社会的纵向互动关系之中，尤其突出地存在于中国与西方的横向应对关系之中，具体表现为怎样消化植入的西方现代性因素，同时走出一条不脱离自身民族文化与生存土壤的新路。所以潘先生在“冲击—回应”论的思考下，以“四大主义”作为关于20世纪的中国美术迈向现代性的策略性思考，将“自觉”作为它们的标识，构筑出具有继发式特性的中国美术现代性轮廓。近几年，郑工先生在《启蒙与自觉——再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建构》一文中再次提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相互间的影响与接受程度取决于文化自身的势能，其流向必然是高势能向低势能输出。势能相当才能相互抗衡，越有抗衡力，文化的选择性也就越强。讨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起源，从万历时期到同治时期，是中西美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接触的第一阶段，双方的情况均不可忽视。同时，他也在思考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