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任远∗江村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圣地，这自然是由于对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著作的纪念。虽然费老自己评价这是一本并不成熟的博士论文（费孝通，２０１２），但是这一研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学术生涯的开端。这本著作是利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范例，而且这本著作对于了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生活，并进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价值。从江村出发，费老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理解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透过观察传统小农社会在工业化和世界市场中发生的变化，发现传统文化制度在社会变迁中仍然具有独立作用，并内嵌在其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费老提出在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上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同时，江村的研究有助于展现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整体关联。费老也通过“行行重行行”，开展不同地区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探讨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的关系，思考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因此，从学术脉络的角度看，江村（而非其在燕京大学或在大瑶山）的调查构成了费老学术研究的起点。一、且行且思：我的江村“考察史”从费老的《江村经济》面世，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和费老重访江村，并重新展开其第二波的学术工作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江村的访问调查和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开始形成一个成长中的“江村学”。这使江村这个普通的江南乡村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标。然而，从社会研究∗∗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ｙｒｅｎ＠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的角度看，这也导致江村日益成为“被污染的田野”，即更加成为一个被外部世界聚焦和干预过后的发展样本，被一些宣传、设计、改造和注解之后的乡镇发展案例。其因此似乎更具有的是纪念的意义、宣传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发展案例的意义。但是即使如此，拨开文化地标的外衣，通过对江村和其所在的乡镇地区的深入调查，也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我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城乡生活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与变化。正如生命科学家仍然可以从被污染的样本中观察发现有机体演化的内在规律，而且有的时候作为污染的样本本身，还帮助展现出生命过程中新的机制和未被认识的规律，例如青霉素的发现。那么在江村成为文化地标、宣传样本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也有助于发现文化的力量正在构成新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