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一、研究缘起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提质挖潜转变，步入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a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功能与产业扩张，加剧了村镇—城市、城市—城市间人口多向空间流动，城中村改造、城市工业区升级等城市更新运动改变着原有城市邻里关系以及工作与居所距离，异质迁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与社会适应难度大，b社会鸿沟在扩大，“不可沟通”成为城市病的重要症候。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促进异质人口的城市融入、改善街巷邻里关系等沟通性（communicativeness）问题受到关注。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历史地段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historicalandculturaldistrict），在中国历经历史文化保护区（1986年）、历史街区（1996年）等概念演化后，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首次提出法定意义上的概念。c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重新界定了历史文化街区，“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作为城市活态遗产，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存量”提质挖潜实现活化，既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建设研究”（20JZD01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何国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陈烨，珠江电影集团办公室主管（广东广州，510310）。a徐千里、郭卫兵等：《城市有机更新》，《当代建筑》2022年第2期。b杨菊华：《空间理论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c胡敏、郑文良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总体评估与若干对策建议——基于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材料的技术分析》，《城市规划》2016年第10期。2023年第10期何国平陈烨[摘要]以可沟通城市为理论框架，本文建构以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会参与与交往、街区认知评价为操作维度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以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对恩宁路、新河浦、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广州历史文化活化街区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三片活化街区沟通基础设施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或满意度都在83.9%以上，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五级量表偏向“不满意”占40%；参与与交往行为中30%的受访者不清楚街区的决策参与方式，88.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而实际参与社区文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