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022/11·56·健康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的媒介化预警□田新玲【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预警往往会因为决策与执行的矛盾导致失败，引起风险社区传播、疫情多点暴发。当今世界的媒介域正从图像域转向数字域，有效的媒介化关键在于去中心化的制度，建立主体间性的民主关系，促使协同治理的各方主体尤其是权力决策者与预警执行者之间沟通良好。在此前提下的媒介化预警实践，需要积极调整战略方向，达成数字域媒介化的共识，有效开发新的预警媒介。【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媒介化预警；数字域【作者简介】田新玲，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一带一路’重大涉华突发事件传播话语‘噪音’研究”（项目编号：18BXW025）和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突发事件风险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JK0716）的成果。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目前，社区传播研究趋向线上数字社区的空间逻辑，无论是从技术算法进行社区传播结构的变迁分析，还是针对社区信息扩散与群体特征的审视，新媒介都成为理论创新的思考视角。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媒介功能构建、城市社区媒体的优势、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等方面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对于新媒介的内涵，大多数理解为基于新技术的媒介平台或终端，外延拓展到基础设施媒介层面；有的脱离麦克卢汉“媒介是人身体延伸”的单向度关系界定，走向一种人与媒介的双向度关系[1]认知，但依然停留在功能主义的工具论层面。这种逻辑的媒介化治理，落脚于“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以及技术赋能提质增效”[2]等外在层面。而重大突发事件的负面力量很强大，会直接破坏城市常态的智慧媒介化设施，呈现出城市现代性脆弱幽暗的一面，暴露城市深层的治理矛盾，关键问题在于现场危机状态中预警权力关系的失衡错位。媒介研究实践范式强调，应当考察对社会行动与权力秩序起到关键结构或能动作用的多元因素与机制[3]。具体到突发事件预警，就是权力决策者和预警执行者的媒介化沟通，真正建构多方协同的行动者网络以期消除风险，而不仅仅嵌入社会治理的实践环节。这里的媒介化是雷吉斯·德布雷提出的：不只是作为物质技术制品的被动客体，更是结构社会和文明的自主性力量[4]；不只是文化性符号，更是社会性·57·2022/11·57·健康传播机构。中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功能表述，也是此种媒介化的特征概括。在这种认知下，新的媒介化是现代社会传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