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作为传世文献之外的另类存在，卜辞文本正得益于自身的长期埋没，而成为汉字书面材料现存最早的原生化石。应当是考虑到这种特性，刘大杰明确将卜辞作为中国文学的起点来看待［1］。之后，姚孝遂更是列举出一些文例，认为它们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别具一格的色彩和效果，由此提出“刻辞文学”这一概念［2］。但卜辞在实际中绝非如此单纯，它们都出现在殷商时期那些作为占卜道具的甲骨上，与这种仪式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吉德炜就认为，商王往往借助卜辞对自己的预测能力进行公开炫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3］。在此基础上，林甸甸进一步指出，卜辞的信息呈现与位置安排，都体现了一种刻意而隐晦的修辞意图，这是商王与贞人互相争夺并彰显话语权的有效手段［4］。这种将文本与原有仪式情境相结合的讨论，无疑能对问题做出更加立体和精准的解释。但仍需注意到，卜辞与占卜之间的关系实则更加微妙。早在殷商之前，占卜仪式就在各地普遍举行，但并不像后来的殷商占卜那样，将使用过的占卜材料集中保存，更无书面化的卜辞文本，对这个过程加以记录［5］。直到二里冈文化时期（1600BC—1400BC），才开始将使用过的占卜材料，选择固定的地点集中存放［6］。这种材料的存量到殷商时期达到了顶峰，卜辞也从此时才开始大规模出现［7］。这些事实无不体现出，占卜与卜辞之间，实则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错位和交叠；而占卜材料更是作为一种中间角色，同时与二者发生交错。三者之间这种紧密对应又彼此错置的关系，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起来，也由此为后续的讨论，留下了很大余地。一卜辞文本的仪式性一条形态完整的卜辞，通常由“序辞”“命辞”“占辞”“验辞”这四个部分顺次组合而成［8］。其中，“序辞”主要记录占卜的举行日期。“命辞”和“占辞”，分别记录当值贞人对占卜议题的设置，以及占断者对该议题的决断［9］。“验辞”所记录的则是占卜结果在实际中的应验情况［10］。四个部分中前三者，内容都取自占卜正式开展的过程中，只有“验辞”的内容，需要在占卜结束之后才能取验。目前可见的大多数卜辞，主要是由前三项中的某几项彼此拼合，或由其中的某一项独立充当，而验辞通常都会被省略。这种构成方式意味着，绝大殷商卜辞的仪式渊源与文本界限信明华内容提要殷商卜辞是对占卜仪式的记录，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种伴随文本，与特定的占卜材料结合，才能对仪式过程给予相对完整的呈现。商王在仪式中的角色优势，也借此得以延伸到仪式之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