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_林丽萍.pdf

56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林丽萍（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潜藏着生命政治思想，若从生命政治视域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重释，我们便能从中发现其勾勒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图景：在自然分工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表现为“政治权力”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控制或奴役；在自发分工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呈现为“资本权力”对人生命的一种规训；在自觉分工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找寻到了一条开掘生命潜能使人走向自由个性的道路。这一生命政治学图景不仅开拓了当代生命政治发展的新路径，还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命政治；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作者简介：林丽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2-0056-09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个巨大的潘多拉魔盒，迫使大部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一系列措施再次将我们带回到对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思考。但当前国内外对生命政治的探讨，主要以延续福柯、阿甘本和奈格里等人的思想路线，而在联结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研究方面，学界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生产、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等视域与生命政治展开对话。实际上若从生命政治的视域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重释，抛开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便能从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发现其勾勒出了一幅从自然分工的“人的依赖关系”到自发分工的“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觉分工的“人的自由个性”的生命政治学图谱。这不仅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潜藏的生命政治思想，而且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的内涵逻辑向纵深发展。一、自然分工：人的依赖关系与政治权力人类社会早期主要以生理差别、自然地域差别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为主。此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人的生存与发展只能拘囿于极有限的空间内，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成为早期的社会形式。故而将自然分工时期厘定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人类史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0457脑力与体力、城乡与工农在原始社会仍处于融合的混沌状态，冲突性的社会关系还孕育在襁褓中。人的生存只能依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体，每个人需要同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活动。由于个体掌握了生存的所有或大部分技艺，所以人的活动具有原始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但这并未达到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的自由全面状态，因为个体生命在早期还未形成自身丰富的关系，更未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2。所以马克思并不认为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命是不受裁制的全面发展的个体，他指出早期的单个人看起来发展得较为全面，只不过是因为个人还未从自身开化出独立的丰富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3表面上，早期社会的个体生命是原始的丰富，似乎并不存在生命政治的批判维度。但实际上，由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是以极不发达的生产力以及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为前提的，故其丰富性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孤立的、空虚的假象，个体生命必然受限或服从于氏族或部落。由是，对人的自然生命与氏族或部落共同体的关系探讨，以及对个体生命丰富性的分析中，已初露马克思对原始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的萌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自然分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分离，即经营者、经商者、从政者及之后出现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等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大分工。于是原始社会的平静被打破，奴隶社会开始发展起来。在生命政治视域下，脑力劳动逐渐发展为奴隶主特有的权利，而被边缘化的体力劳动则被强加在奴隶身上。奴隶主还利用自身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等级权力方式以加强对奴隶的操纵与统治。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种劳动形式之间的对立，并外显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到了封建社会，人的生产能力更加凸显，尤其是铁制器具的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分工虽然也随之展开，但其仍局限于家庭单体内部或之间的狭小区域内。马克思、恩格斯曾分析指出，在封建社会的昌隆时期，城乡对立、等级分明并不代表分工的成熟，因为分工无非是乡里王公贵族、僧侣农民的划分，以及城里师傅学徒、平民短工的划分。受空间及生产力等因素影响，无论手工业还是农业内部并无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极少的4。显见，封建制度下的分工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农民阶级依附于土地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是平民或学徒依附于师傅，都无法逃离等级权力的束缚。由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下产生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个体生命发展的依附性与片面性，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总体来看，基于自然分工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分工不发展，以简单再生产为主，人的生产能力局限于狭小的领地范围。从狩猎采集到畜牧农耕再到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5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家庭手工业，从耕地到城市领地发展，人与人的关系相对局限且封闭于某一群体中，其种瓜自给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经济的特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中，如封建社会，其中个体生命倚赖于共同体得以存活。个体是共同体内在的等级制度权力或普遍国家权力的附属物，不具备独立性，所以共同体以某种权力直接对自然生命加以等级规定或肉体惩罚。这里的权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奠基生命政治批判的“政治权力”。马克思曾对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旧市民社会予以分析，他指出封建主义是对旧社会性质的完美诠释。而政治国家从封建社会中分离出来之前，封建社会或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正如他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所言：“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5对此，马克思作出进一步分析，无论是创设政治国家，还是拆解市民社会为孤立个体，这些个体关系以法制为载体呈现出来，正如等级、行帮制度中的个体关系以特殊权利为表现形式，它们走的都是同一条道路6。是以在封建社会领主权、等级制度和同业公会的行帮制度中，人的关系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还能通过特权或权力表现出来，二者作用的结果即为“政治权力”。同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另外两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奴隶社会的奴隶制中人的关系也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因而，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统治以“政治权力”为基石，自然分工下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实则表现为“政治权力”对人自然生命统治的批判。然而，从自然分工转向自发分工过程中，分工的不断进步加速了自产自给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解体，开辟了生产价值的商品经济新时代。前资本主义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开始转向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个人不再是自然或共同体（氏族、部落、城邦）、神圣形象（上帝、神）的附属物，而是裂变为资本主义下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人。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生命控制和奴役方式，逐步被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生命规训所取代。二、自发分工：物的依赖关系与资本权力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分工不同，自发分工不再局限于以地域或生理为主的分工，而是以专业为单位的固化分工。其社会活动形式趋向于一个人或某个群体长期性进行特殊劳动总体或复杂工序中的局部工作，而非轮替从事某一工序或各局部工作。而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便是自发分工发展的最完满形式7。学界普遍认为自发分工包括奴隶时期、封建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分工。但存在于奴隶时期和封建时期的分工实属自然分工的丰富和延伸，故本文仅将资本主义时期的分工划拨为自发分工。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协力”（简单协作）时指出，若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比如捕鱼的过程便是简单协作的结果。而后马克思又指出，尽管完59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成捕鱼协作的潜在条件是必须由几个人在同一时间完成各项工作，表明分工已经出现，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划船者、掌舵者、网鱼者之间可相互轮替工作，而真正的分工是：从事某一总体劳动或生产同一种商品时，每个人可以只从事他最拿手的工作8。如，工厂中部分工人只是固定地完成总体工作中的部分特定劳动，那么所有工人的特定劳动则共同生产出一定的、特殊的商品。显然，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工同捕鱼协作一样，都只属于封闭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简单分工，还未达到自发分工的固定专业化划分状态。如前所说，唯有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是自发分工发展的最完满形式，故而将介于自然分工与自发分工状态之间的奴隶制分工和封建制分工归置到自然分工中去，而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属于自发分工。马克思指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下，才形成全面的关系、广泛的社会物质变换、全方位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9。早先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逐步过渡到与自发分工相联系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这种过渡无疑是长足的进步，因为这种物的联系远胜于个体间的毫无联系，或自然血缘、权力支配等关系为纽带的地方性联系10。饶是如此，从生命政治角度出发，自发分工阶段的物质转换与流通、各层次的需求及全面的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蛛网体系，使个体不得不嵌身于其中。这意味着，分工使人的社会活动固定在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内，原始全面性的关系被物所垄断，个人逐渐受制于物的控制。个体的力量在劳动分工过程中转换为物的力量，而物又成为人自由发展的桎梏，于是个体无一例外沦为物的附庸。这便导致个体的生存充满了偶然性，随时可能失去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来源，成为不自由的、受人支配的、失去独立个性的、异化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使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达到莫此为甚的境地，而这个物实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因此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的人虽然摆脱了自然条件限制和各种共同体的约束，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脱了出来，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形成了的新的关系限制，即资本权力关系。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业已提到，当分工发展得较为成熟时，工人很难能够转换自身的劳动形式11。而且，随着分工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工人精神和肉体的机器化，以及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工人愈加依赖于毫无内生力的片面劳动，受限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12。若从生命政治视域出发，可以看到分工使工人禁锢于单一活动领域中，加之工人所拥有资源与能力无法支撑其从中剥离出来，于是这种禁锢就像某种无形笼罩的规训力量，使工人的发展愈发片面化、畸形化、碎片化。而后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进一步分析，分工使人被抽象化为活动象限中的一个个坐标点，因此任何人只要不愿失去生活资料，就不能超出这一特殊的活动象限。而这种固定化又使人本身的产物聚合为强大的异己的物质力量13。要而言之，一旦个体生命进入资本主义运作下的分工劳动，那么始终如一的单调同一性动作，必然使工60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人的全部生产能力和各种才能被剥夺殆尽。工人的劳动便不再属于自身，而是属于资本。对此，则不得不提到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权威”的论述，他认为权威在工厂内部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互成反比，其中的“权威”即资本14。因而在工厂内部，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权力，赋予了资本家对资本权力的绝对运作。资本不仅是工人无法摆脱的梦魇，更是剥夺工人自然生命的政治，工人生命的一切存在与发展都在资本权力的监视之下。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对分工的论述同样潜藏着强烈的生命政治批判意蕴。在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就像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活机构的器官；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被当作活的机件并入（由机器组成的）死机构，成为“机械化的零件”。不仅单个工人被规制为生产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