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欧阳代德/张昆明（欧阳代德，江西赣州红色金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昆明，晋冀鲁豫边区税收陈列馆研究员）抗战时，流行过这样一首《禁烟歌》：“子（只）有吸烟不要脸，丑事做出说不完；寅钱不怕堆成山，卯起一口就吞完；辰时四处拐拿骗，巳从有瘾鬼挠心；午得田土全烧尽，未（为）的就是吸大烟；申（身）上穿得巾巾片，酉时无钱灯难点；戌时还得满街旋，亥（害）得一家骨肉散。”歌谣以“十二地支”为线，深刻揭露了大烟对人身和家庭造成的巨大危害，可谓入木三分，发人警省。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日寇将推行毒品、毒化中国人民作为一项政治策略，企图达到以毒制华、以毒资战、摧毁抗日军民身体和斗志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敌人的毒化阴谋做了坚决彻底的斗争。卑劣险恶的毒化政策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盘踞东北的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让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决定推广种植罂粟，实行鸦片专卖。自此，外表美丽妖艳内里却深藏罪恶的罂粟花，在东北大面积推广开来。据统计，1934年，伪满洲国境内，除黑龙江外，种植罂粟177750亩；1937年，仅热河一省种罂粟10余万亩，种烟税收达到300万元。而对吸食大烟的人，由日伪发给专门的鸦片吸食证。据日方统计，1937年登记在册的烟民1300余万，占当时东北人口的1/3以上，而年龄20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占烟民70%以上，这一比例触目惊心。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继续大肆推行其毒化政策，除鸦片外，组织专业工厂大量制造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向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倾销。1938年6月21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阎锡山、卫立煌、何应钦，指出日寇的毒辣阴谋：“日寇近以各种毒品毒我中华人民为其主要政策之一。其法，一是用鸦片、吗啡、白面设馆迫卖或放入香烟、丹散、水井、食品内，甚至拉夫注射哑针。另一是利用一心会、六离会、新民会等以迷信毒化群众。应深入教育，严禁吸毒，并将日寇兽行公之于世。”在日寇的铁蹄下，占领哪里，毒品就蔓延哪里，各类烟馆也如恶疮毒瘤，在城市乡村到处疯长。1939年3月，北平市的烟馆增长至500余家，这些商店皆由日伪政府给照营业，鸦片、吗啡、海洛因、高根、红丸等毒品随处可买。天津是日本在华施行毒化政策的“总枢纽”，制售的毒品有海洛因、白面、黄面、甜丸、纸卷、黑膏、鸦片、吗啡、高根等多种。1939年拥有WANGSHIHUIGU-/往事回顾31／WENSHI-TIANDI制毒工厂200余所、白面洋行1000余处，每5日销售鸦片4万两；全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