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民族学西方范式的影响，近代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从割裂走向互相借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学者们在促进两者协同演化的路径上作了不少思考，历史人类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便诞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史学和人类学有着很深的、不同于别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积淀。从历史人类学中的文化脉络与历史逻辑、有文字与无文字、共时态与历时态三对交合关系入手，对历史人类学的优势、特色和跨学科方法互鉴的必然性进行探讨。关键词：民族史学；人类学；民间历史；大历史；整体观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６８１（２０23）０1—0115—08作者简介：罗康隆，男，贵州天柱人，吉首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唐晓，女，湖南株洲人，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三重交合罗康隆唐晓（吉首大学，湖南吉首416000）历史学与人类学曾是割裂的，特别是从田野方法确定以来，两门学科似乎愈行愈远，功能主义甚至认为历史对研究社会结构毫不相干，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每一种社会零件都是“上一个社会”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忽视历史将会妨碍对社会功能性的探索，因为“正是历史提供了实际的实验环境。”[1]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史家开始批判传统政治史、军事史，提倡历史研究范围应实实在在地拓宽到整个人类活动。受理性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在对兰克学派的批判声中西方历史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历史人类学在历史学中成为一种可供参考的观念，给自己选择了一种更加接近于“历史文化分析”的定位。它突破“因果律”的束缚，把历史学的眼光从王朝与英雄拉向大众，并且遵循“跨文化”原则，以“他者”身份看待民族文化。埃文斯普理查德认为应在文化分析中加入历史的因素，在二者关系上他写道：“梅兰特说过，人类学必须选择：要么是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我接受这一断言，但是我想，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改动———史学必须选择，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2]20世纪70年代，开放而反思的思想氛围的变化“驱使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像许许多多迁徙的鹅一样进入彼此的领地”[3]。在这样的学术思潮下，1993专刊《历史人类学》创立是对该阶段跨学科探索的一个总结。完成历史人类学中关于兴趣、方法与范围的交融。而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兴趣与范围又在研究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领域的交融最为彻底。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历史人类学同时存在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中，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