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期衡水学院学报彩插4经筵进讲与理学经世——评王琦教授《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杭州310025)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政即士政，一语揭示了宋代政治的本质。这是从汉唐时期的“尊经”发展到了宋初的“尊士”，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宋初所确立的以儒立国、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他们不仅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全面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治理，而且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2]的热情进行学术创新与思想重构，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兴盛与儒学的新发展，使得“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3]，政治与学术风貌为之一新，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与“革新政令”“创通经义”的宋学精神[4]。然而“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如何贯通？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又是如何促成的？其间虽然与士大夫们积极参政议政、著书立说、创办书院、授徒讲学，自下而上的呼吁、推动与努力，从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氛围关系密切，但在君主集权社会，皇帝所拥有的却是最后的权源。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或改制都必须从这个权力的源头处发动才有可能成功，所以皇帝个人的意志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一代学术与政治风貌的形成都离不开最高层的提倡与支持[5]。王琦教授通过对史料的仔细梳理与研读，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宋代为实现治道重构而建立的“尚文”的祖宗家法，除了“规模一以经术，事业付之书生”[6]，令武臣读书，重用士大夫外，其实还包括了对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身为典范的要求。为此，宋太宗任命了宋代第一位侍读吕文仲，以备日阅经史顾问之用，欲一年读遍《太平御览》；真宗则设置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召对询访”，其读书十分勤奋，甚至在“暑月或衣单絺，汗流浃体而详览不辍”[7]74-85；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听经筵官们“迩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7]131。正是在太宗、真宗、仁宗诸帝持续不断的努力下，以君德圣治成就为目的的经筵讲学制度逐渐得以成型与完善，不仅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与制度保障，而且为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以儒家经旨义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帝学”应2023年第2期衡水学院学报彩插5运而生，成了宋代儒学的新动向[8]。由于人君之学“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是以尧舜等圣王为法，“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