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３年第２期·博士学位论文摘要·１０９福柯论档案———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档案研究杨光（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福柯对档案的沉思不仅贯穿于学术生涯始末，而且涉及其核心理论。在福柯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档案扮演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作为统摄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二是作为批判现代微观权力运作的技术对象；三是作为聆听已逝去的卑微个体其微弱声音的历史媒介。福柯式的档案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管理学，根本上是一种激进的哲学反思，隶属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的本体论”（ｕ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ｄｅｎｏｕｓ－ｍêｍｅｓ）。他开创性地将档案引入对于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批判之中，借助档案来重新评估西方文化的结构及限度。１福柯：“一位新型的档案保管员”放眼西方哲学史上，福柯是第一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异常迷恋档案，并给予浓墨重彩论述的思想家，远不止档案学反复提及的《知识考古学》（１９６６）。从知识考古学中的《古典时代疯狂史》（１９６１），到权力谱系学中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１９７５）和《性史》（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再到《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１９世纪的一桩弑亲案》（１９７３）、《无名者的生平》（１９７７）、《双性人巴尔班》（１９７８）、《家庭的失序———巴士底监狱档案中盖有国王印的匿名信》（１９８２），以及一系列讲座：《惩罚的社会》（１９７２—１９７３）、《精神病学的权力》（１９７３—１９７４）、《不正常的人》（１９７４—１９７５）、《真理与司法形式》（１９７３），等等，都是以档案为基础的严肃的实证性研究，呈现出严谨细密的考据与细致入微的资料引述。此外，他生平中诸多夭折的写作计划，也与档案密切相关。同时，从２０世纪下半叶至今，在整个前沿文化研究领域，福柯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思想坐标。他对历史的批判性分析冲击了几乎西方近现代的所有主流思潮，暴露了西方曾经绝对自足的文化根基的脆弱性。对福柯进行征引无疑是介入后现代文化情境最直接的方式。然而，目前中西方档案学并没有在福柯档案思想研究领域占据主动性。西方档案学也并没有因语言的便利，而比中国档案学更加理解福柯。两者基本都停留于断章取义地反复摘引《知识考古学》中的只言片语以作援证，存在诸多误读讹传与牵强附会，以致在前沿文化研究的参与中显得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