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岁月里，我读过许多文学作品，做过天真的文学梦。涉世渐深，经历春风夏日秋雨冬霜，感受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渐悟人生是读不完的巨著。念天地之悠悠，心灵的密码尽在字里行间。2020年后，居家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得闲重《字里行间》序⊙李怀宇界有迹可循。清代山阴人金缨编纂《格言联璧》，其中有“人生四看”之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个人境界和群体境界均可见于担当、襟度、涵养、识见。自其大者而观之，与天地万物相承接；自其小者而观之，一言一动莫不与平素蕴藉息息相关。曾国藩平生不打诳语，独于家书中屡放豪言：“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蔡锷笔下也不乏壮语：“总之，我湖南一变，中国随之矣。”乱世残阳下，湖南人的底气何其足，口气何其大；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政教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全都盛赞过湖南人，他们的褒扬何其美，推崇何其高。笔者并不想沿着赞美湖南人“武烈之性，文明之象”的标准线路直达终点。全面展示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既不蔽美亦不掩恶，既不昧功亦不讳过，才是正办。其实，早在同治年间，湘军名将曾国荃就坦然承认过湘人身上存在明显的短板：“吾楚近一二十年来，负闻望者不乏贤豪，迹其岸然自立，本可敬慕，但多欠宽广胸襟，故于圣贤以仁存心、以善养人之学往往差一层……”有个例子很典型：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四日，在湘军攻打天京初露胜机的节点，曾国藩写信提醒湘军大将曾国荃：“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曾国藩让曾国荃参考湘军大将李续宾于咸丰年间攻打九江时的老办法，将金陵城内放出的妇孺仍复驱赶回去，以增加敌方内耗，也可防止敌军将士的眷属趁机漏网逃脱。一旦功利占据上风，人道、人性必为之偃息，境界降维势所必然，这还是那位被世人交口称赞的“圣相”曾国藩吗？曾国藩是个多面体，其中标记为“残忍”的剖面触目惊心。曾国荃感叹吾楚贤豪“于圣贤以仁存心、以善养人之学往往差一层”，还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客观事实。后来，曾国荃率军打下天京，这座六朝古都所蒙受的浩劫可谓目不忍睹，口不忍言，赵烈文亲临其境，在《能静居日记》中记下了一笔笔细账。曾国荃所承认的在仁心上“差一层”，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