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133历代文人墨客均钟爱碑帖拓本，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刻帖同样存在作伪现象，这种现象宋、明皆有，而清代尤盛。法帖所辑刻的书迹源于公私收藏，而书画鉴定自古就是一件难事，故刻帖也难免会收入一些伪作。论刻帖所收作品的可靠与否，倘若辑刻者与所刻作者关系亲近，这种情况下方能绝少伪作，诸如书者与刻者为父子关系(如清瑞元为其父铁保刻《惟清斋手临各家法帖》)、师生关系(如元顾信为赵孟刻《乐善堂帖》)、亲友关系(如明陈钜昌为董其昌刻《鹪鹩馆帖》)、同乡关系(如明王洽为邢侗刻《来禽馆真迹》)等，这种由时人所刻并与被刻者有特定关系的，基本没有存在伪作的可能。但大多数法帖辑刻的是前人书法且卷帙浩繁，难免会出现问题，所以法帖辨伪也成为法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帖中收入伪作，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收藏者或鉴定者的个人原因，或因收藏者水平限制而误收，或是故意拔高，或是鉴定者碍于面子不便说破，这类情况最为常见。文徵明为华夏辑刻《真赏斋帖》，为自己辑刻《停云馆法帖》，明清法帖的重刻、翻刻与作伪程渤研究书法史料因文徵明精于鉴定，故这两部丛帖基本没有伪作(除其中收入了少量摹本)。但董其昌辑刻《戏鸿堂法帖》，因为贪多求快，便混进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他参与审定的吴廷《余清斋法帖》，则疏漏更多。清内府制《三希堂法帖》，辑刻的乃是皇室收藏，遴选标准甚严，却也有伪帖羼杂其中。连董其昌这样的一流鉴赏家，或是以皇室收藏的地位，都难免刻入伪帖，其他刻帖所收作品良莠不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这种误收，或是因为辑刻者鉴定能力有限，或是出于对自家藏品鉴定从宽的心态，并非有意作伪。另一种类型则是故意作伪以射利，这种情况一般是帖估所为，辑刻者知伪刻伪，甚至自己炮制伪作刻入丛帖，则恶劣了许多，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种故意作伪的类型。这种故意作伪，主要有四种形式：翻刻、变造、伪托、伪刻，以下分而述之。一对古法帖的翻刻首先要区分翻刻与重刻属于两个概念，翻刻的目的是冒充古本而盈利，重刻则是对于稀见旧拓本的复制，一般会标明重刻时间，有的甚至另取帖名，用意即在于与原帖区别开。重刻多见于对罕见拓本的复制，或是帖石毁损情况下由辑刻者另行再刻。明代重刻之例，如华夏《真赏斋帖》原刻木石参半，未几毁于火，重刻更勒一石；董其昌《戏鸿堂帖》原刻于木，毁于火后又重新刻于石上，这些都是原刻不存的情况下帖主选择重新复制。《淳化阁帖》宋拓明时已稀见，肃府遂于万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