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20世纪80年代文艺新潮崛起，《创业史》的文学史地位曾一度急剧下降：许多学者采用二元对立的阐释方式，批评作品过多受制于主流话语；或采用主流/异质二元的阐释方式，从作品中寻找异质性因素。两种阐释方式都预设了如何看待文学与主流话语的关系、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等重大问题，难免会出现脱离作品而结论先行的偏差。路遥认为柳青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反响的小说艺术家”［1］，他所依据的是其作品所显示的思想与艺术才能，而不是某些固定的标准。如果能够从观念层面向物质、实践的层面下移，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可能找到重新理解《创业史》的可能性。既有的《创业史》研究对柳青的经济学素养重视不够。譬如柳青认为工具改革并非提高劳动效率的唯一途径，农村最繁重的劳动是往地里运粪、往村内运庄稼，因此他们创立并极力推广田间生产点，把饲养室、打粮场和粮仓都放在耕作区中心，可节省三分之一以上劳力、八倍左右畜力［2］。1955年他查阅大量中外资料撰写经济学论文，呈送陕西省委书记，主张根据陕北具体条件，种植苹果、蚕桑和牧草。1972年他又通过胡耀邦、王震把论文寄给周总理［3］，该文显示出其整合地理、气候、生物、交通、工业与城市发展的思想能力。柳青的经济学素养也呈现于《创业史》当中：中国农村为什么及怎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主题，活跃借贷、买稻种、进山割竹、科学育苗、粮食统购、耕畜合槽等情节，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及其变化等，都是紧紧围绕土地、劳动力、耕畜、粮食、农具、分配、交换等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及其变化展开的，都共同指向生产方式与人的革命，从而全面深刻揭示出农村历史变革的原因、动力与方向，形成作品的史诗性品格。一相关的历史学研究都注意到，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农村各阶层的矛盾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当时的决策者对这些矛盾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柳青在《创业史》中对上述问题作出属于自己的回答，提供了很多政策文件、历史论著中所缺乏的历史细节与深入思考。首先，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矛盾，是小说历史叙事的大背景。对这一问题，当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的主张先工业化后农业合作化，有的主张尽快推进农业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支持。这个分歧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创业史》的历史叙述。柳《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武新军内容提要将经济学视角引入《创业史》研究，结合当时农村基本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创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