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ONGONO特稿GAKUSHUTOKENKYU2023年第1期总224号将万物应有之理与众教释为不同之道，此乃异国之定也。——《直毘灵》战后日本的宣长再评价1960年确实是战后日本的转折点，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抑或在学术上。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纪念碑式的国学者，本居宣长经历了战后批判与价值贬低后，也在六十年代获得了重新评价。在这一时期，宣长的《古事记传》注释学工作获得了小林秀雄和吉川幸次郎的高度评价。宣长作为建构了“吾之古”的无与伦比的注释学者而被再发现和重估。“古言”即“古事”，由“古事”而形成的“吾之古之世亦为道”也只能由“古言”使其明晰。宣长的这一注释学给小林和吉川提示了一条“吾之古”的再发现的路径。对于小林秀雄而言，《古事记》成为了应该追随宣长的古言的注释学工作而去再体验的古人之事与心的世界。也是在这一时期，西乡信纲一边在宣长的注释学中寻找“抵达古之事与物的路径”，一边开始自己的《古事记》注释工作。他通过与年轻的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等人的学术交流，而致力于从《古事记》这一文本中解读出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神话化的话语构成。巨著《本居宣长》应当说是小林的遗作，出版于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它的刊行是宣长在战后日本复活的标志性事件。构成该书的文章，曾连载于从1965年（昭和四十年）5月到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12月的《新潮》杂志。此外，据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的自述，其《本居宣长的思想》一文写于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12月到翌年1月。西乡的《古事记注释》第一卷刊行于1975年（昭和五十年），而作为其注释工作之完结的最终卷——第四卷，则刊行于昭和的最后一年，即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顺便一提，我最早的著作《宣长与笃胤的世界》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与小林的巨著同样刊行于昭和五十二年。我也将宣长的思想世界作为“注释学式的思想世界”来把握，试图从中读出《古事记传》的思想意义。战后六十年代开始的针对宣长的学术评价的转折，实际上是在抨击战后作为所谓“意识形态批判”而毫无成果可言的国学批判的同时，将《古事记传》中宣长的思想世界作为“注释学式的思想世界”加以重构并给予高度评价的这样一种转折。然而，这个围绕宣长《古事记传》评价的转折，却从《古事记传》中将其具有神道意识形态性质的序文《直毘灵》给排除在外了。于是，《古事记传》这一“吾之古言”的注释学，成为了依据没有意识形态性的“吾之古言”的关于“吾之古”的认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