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汉语学习Apr.，2023第2期ChineseLanguageLearningNo.2•103•“V+数量”结构的“语义—语用”界面研究①曹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要]本文从“语义—语用”视域出发，选取了10类20个量词研究“V+数量”结构。考察发现，在语义层面，“V+数量”结构中与量词高频共现的动词包括评判类、存有类、施动类、祈使类、感受类5大类，对应17种语义框架。在语用层面，该结构体现出整体有界性、语义模糊性、个体化特指等特点。语义、语用层同时作用于界面层，体现出语义框架制约数词虚化发生的特点，语用环境制约数词主观量义的类型。[关键词]“V+数量”结构；语义；语用；“语义—语用”界面[中图分类号]H1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365（2023）02-0103-10零、引言目前，对“V+数量”结构的句法表现和内部语义关系，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董淑慧（2012）认为“V+上+数量”结构中“上”为动词兼主观量标记，用来展现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宗守云（2013）认为“V+有+数量”结构中“有”是一种主观估量，“V+数量”表示确数，“V+有+数量”表示主观估量。周芍（2006）和周娟（2007）分别对名量词、动量词与名词、动词的组合规律进行了考察。金晶（2016）研究汉语“数—形—量—名”构式，提出这一构式的准入条件是由词汇语义和具体语境共同决定的，形容词与量词共同决定了这一构式在语用层面表达主观评价的特点。战音平（2017）将“差+数量结构+就+X”构式分为表示量的累计和量的等同两类，认为这是直赋型主观量构式，表示主观小量。张茜（2017）考察了“数+量+名”构式及其五种变式之间的差异，认为名词是必不可少的。张慧红（2019）考察“番”“顿”“趟”这类非典型兼职量词，在“V+数（一）量+N”结构中是否存在名量和动量的扭结情况，如“讲一番话”既有名量用法“一番话”，又有动量用法“讲一番”，是真扭结。数量结构在与不同成分的组配中有较多的共有特征，“语义—语用”界面理论是探讨语义、语用互动关系的解释理论。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中包括语境论和语义最简论，在二者的碰撞和探讨中产生了界面理论。语用理解来自于语义理解和语境推断，而语义理解的本身受到语用理解的影响，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因此形成“格莱斯循环”（Levinson2000）。Grice会话含义理论在后续发展中不断完善。具体而言，语境论支持者认为语义本①[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接口的语用制约研究”（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