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以录音为代表的记录实践在各个时空的经纬度上、在不同缘由和诉求的指引下不断发生着。录音的发明与发展是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立身之本。它既决定了信息被保存的形式，同时明显地改变了不同学科作业、尤其是田野工作的方式与平衡。①田野录音，并非一个晦涩的术语，指的是田野工作中收集资料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工具）和由此而来的档案类型—音响。②可见除了作为结果的音响档案外，田野录音还可指代采录行为，或者说制档实践（档案制作）本身。如安东尼·西格（AnthonySeeger）所言：“田野录音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们是在‘田野’录制的，而不是在录音棚里。然而，这个术语掩盖了广泛的技术专长和学术关注。”③“音响藏品本身难以反映出所录音响与被采录者，以及音响发生情境所构成的活动整体（比如‘节目’是如何被诱导的？被采录者如何摘要：音像档案不仅是声音与记忆的载体，更具有“历史场所”的意义，提供了探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之关系的机会。20世纪中叶，休·特雷西富有创造性地利用技术、环境、设备及身体介入展开了异于同时代人的田野采录，覆盖撒哈拉以南的19次录音之行产生了超过25,000条录音的音乐档案。悬置前人就其档案是殖民主义产物与否的二元辩论，进而深入考察特雷西的制档实践，可以看到他长期浸淫非洲本土音乐获得的审美感知与来自西方或帝国根深蒂固的音乐文化观念相碰撞。不同社群、文化与知识体系交织而成的档案实践与文本，为思考学科初期田野采录作业提供了机会，亦为探知档案背后超然于“物”的历史与生命提供了可能。关键词：休·特雷西；ILAM；音响档案；《非洲之声》；历史录音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923（2023）02-0127-13收稿日期：2021-10-21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3.02.014作者简介：凌嘉穗（1991—），女，汉族，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在站博士后。○凌嘉穗“历史场所”—休·特雷西非洲音乐档案及其制档实践在采录者的要求下‘表演’？并因此改变自己的唱奏方式？）。”④当我们以“物”的眼光来理解田野录音和音响档案，将之视为静态的、既定的客体材料时，不免忽略了它和与之相关的人（不论是制档人，还是表演者），和历史发生现场及源生社区（sourcecommunity）之间的关联，忽略了作为行为过程的制档和作为音响结果的录音间的逻辑关系，这从本质上即是忽视了录①ErikaBrady.ASpiralWay:Howthephonographchangedethn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