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的时候，时间基本上不会晚于第33号排版付印之时———或许是8月初，又或许是7月底。�32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卷五号的出版日期》，《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第3版。参看(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22日第1314号，第1版。�3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卷五号的出版日期》，《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第3版。。�34《本社事启》，《新潮》1919年第2卷第1号。�35《时报》1919年9月21日第5467号，第1版。�36《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伙伴刊物，自1918年12月22日创刊号起，从未给《新青年》做过广告。唯独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那样紧张的氛围里为《新青年》广而告之，足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对《新青年》第6卷第3号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境遇里还能适时出版极为重视。�41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迅全集》第1卷，第380页。�42�43鲁迅:《呐喊》1923年初版影印本，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1、47页。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考释与研究”(22BWW013)阶段性成果(作者通讯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100875)责任编辑:黄爱华“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即颁令改行公历，次年颁《服制》条例，规定国民服制。民国之初的1913－1918年间，鲁迅在其私人文本的日记中将公历一月记为正月，却不称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而将农历一月一日多记为“旧历”“元旦”。在鲁迅的书信作品中，称正月的基本是指公历的一月份，而称元旦的，则公历、农历兼而有之，并不一律。对于两种历法皆给予重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1911年5月，鲁迅赴日本接周作人回国。期间，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件外衣，并拍照留念。此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也许样式不合《服制》条例，鲁迅似再未着过此服。日常穿衣问题对鲁迅多有困扰，他后有云:“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北海)75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3.0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