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人没有道德观”？—...虎》中的父性书写与伦理选择_黄芝.pdf

82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国别文学研究“下一代人没有道德观”？论白虎中的父性书写与伦理选择黄 芝徐龙涛 内容提要：伦理是印度英语作家阿迪加阿拉文德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本文沿着主人公“父性缺失和回归”这条伦理线索，分析和审视 白虎中印度父性缺失的社会根源、父性缺失下的心理缺陷以及父性回归的伦理意义，指出小说家对文学教诲功能回归的期待与对和谐伦理秩序理想社会的向往。关键词：阿迪加阿拉文德 白虎 印度父性伦理选择作者简介：黄芝，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印度英语文学研究。徐龙涛，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印度英语文学研究。Title:“The New Generation Is Growing Up with No Morals at All”?:Writing Pater-nity and Ethical Selection in The White TigerABSTRACT:Ethics is an unavoidable topic in Aravind Adigas novels.Tracing the ethical theme of“paternal absence and restoration”,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absence of Indian fatherhood in the novel,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temming from its absence,and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toration of paternit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Indians.The article also aims to comprehend Adigas ethical vis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 yearning for an ideal and harmoniously ordered society.Keywords:Aravind Adiga,The White Tiger,Indian fatherhood,ethical choiceAuthors:Huang Zhi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China(215006),specializing in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Xu Longtao is a Ph.D.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China(215006),specializing 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2283“下一代人没有道德观”？in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当代印度英语作家阿迪加阿拉文德（Aravind Adiga,1974）的小说 白虎（The White Tiger，2008）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方式、怪诞的黑色幽默和深邃的主题摘得曼布克奖桂冠。因为小说对贫困阶层的悲惨境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因而学界多运用“属下”理论对它进行解读。拉蒂（Manav Ratti）认为“阿迪加的小说从穷人的视角出发，展示了法律所不能保护的人和抽象意义上的 权利”（2）。在这些解读中，无一例外，主人公巴尔拉姆都被视为受环境裹挟而不择手段，以谋杀、偷窃等手段言说“属下性”或谋求自身发展的病态的存在。这虽使得巴尔拉姆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但遗憾的是，鲜有学者关注到主人公所深陷的家庭伦理关系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弃善从恶到最终顿悟，从杀人犯转变成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倘若打破传统的束缚，将视角聚焦于“父性缺失和回归”这一伦理线，就可以看到一种不同性质的冲突，小说不仅仅试图探讨主人公“兽化”所隐含的堕落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强调由“兽”转变成“人”的结果。换句话说，作品主题超越了主人公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和挣脱“鸡笼”的束缚等身份转型所带来的负面问题，而是聚焦于父性缺失的伦理环境下印度年轻一代的理性缺失以及对人性回归的期待。恰如小说主人公巴尔拉姆所言，“我告诉您，下一代人没有任何道德观”（阿迪加 245）。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巴尔拉姆的转变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伦理选择行动的过程。在父性缺失的伦理环境下，白虎中人物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不断博弈，最终人性因子得以战胜兽性因子，人性的力量得到弘扬。本文将沿着“父性缺失成长困境父性回归”这条伦理线索，分别从伦理环境、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三个方面审视小说中当代印度社会父性缺失的根源，父性缺失所造成的印度年轻一代心理缺陷和父性回归的救赎性力量，审视属下阶层危机中伦理意识的觉醒和父性伦理身份的重构，彰显出小说家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一、伦理环境：印度父性缺失的社会根源纵观当代印度社会，父性缺失是其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这在属下阶层家庭尤为多见。罗通多（Anthony Rotundo）曾指出“父性缺失既包括身体上的缺失又包括心理上的缺失”（1）。有研究在2008年以孟买350位父亲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印度男性眼中理想的父性意味着“担保人和生活必需品提供者的角色”（Saraff and Srivastava 52），而这样的角色通常缺乏对孩子一对一的关注和关怀。可以看出，尽管印度现代化高速发展，但父性缺失和扭曲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印度社会重视，印度社会所理解的理想“父性”仍然仅仅基于经济基础，而缺乏对儿童情感方面的关注。无独有偶，在印度英语文学中，父性的缺失亦是许多印度英语作家所表征的话题之一，例如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在 低地（The Lowland，2013）中也曾关注到印度父性缺失问题。拉希莉写道，“两个男孩在草地上和父亲踢球。就像苏巴什和乌达安以前在低地另一端的球场上踢球那样，尽管他们的父亲从来没加入过他们”（47），可见父亲往往会忽视孩子的情感诉求。不仅如此，拉希莉也提出“理想情况下，孩子的生活中父母双方都在有母亲，也有父亲”（329）这样的论断。父性缺席导致伦理悲剧同样还发生在其他两部荣获布克奖的印度英语文学作品,卑微的神灵和 继承失落中。在 卑微的神灵中，艾斯沙的父亲是一个酒鬼形象，对妻儿的不闻84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不问也为后来艾斯沙和母亲阿慕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同样，在 继承失落中，老法官杰姆拜伊将女儿送到修道院寄宿学校，女儿只作为一个意象符号被“圈养”在修道院，老法官反而愿意为宠物狗玛特改变自己的信仰，退化成迷信的人。种种书写可见父性缺失在印度社会的严重程度和普遍性。白虎中对主人公父亲着墨不多，但却清晰地传达出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的父性缺失问题。因为家庭极端贫困，作为人力车夫的父亲总是忙于没日没夜的工作来赚钱养家，无暇关心孩子情感方面的诉求，最后他也因过度劳累撒手人寰，这使得父性伦理身份彻底瓦解。小说中巴尔拉姆的父亲被迫抛弃作为父亲的伦理责任和伦理担当，导致伦理秩序解构，同时也揭示出当时印度社会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对当今印度持续产生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聂珍钊、王松林249）。换言之，若要透析小说父性缺失以及主人公巴尔拉姆违背伦理规范行为的原因，不妨从小说世界中的伦理环境入手。可以说白虎中父性缺失与当时的伦理大环境息息相关，小说发生在21世纪初印度社会的拉克斯曼加尔村和德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彼时，印度社会仍然深受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阶级关系不断恶化。阿迪加在小说中说道：“印度从未真正自由过只有白痴才相信我们真正自由了”（17），这无疑揭示出印度社会仍饱受英国殖民遗产的流毒。另外，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印度社会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因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印度，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时期印度普遍贫困问题尤为突出。据调查显示，“印度在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中排到66位”（Sebastian 231）。小说中的新闻广播也只播报印度光明的一面，如要根除班加罗尔的疟疾，彻底解决班加罗尔营养不良问题以及将村庄变成高科技天堂等等，这也是小说家对印度巨大贫富差距的文学再现。可以说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问题是当代印度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也产生了许多非常严重的后果，如国内动荡和恐怖主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国内紧张局势的加剧是由贫富差距的扩大引起的”（Sebastian 233）。这两大社会矛盾对印度父性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阻碍父性实现的毒瘤，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是导致印度父性缺失的根源之一。通过主人公家庭和地主家庭之间的对照，可以窥见印度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自从印度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后，国内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穷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Sebastian 230）。小说中，伴随着制糖产业工业化的普及，主人公所在的哈尔维种姓由制糖种姓沦落到低下的人力车夫种姓，在当时，人力车夫需要交给地主“三分之一的收入，一个子也不能少”（阿迪加 20），而地主家庭则可以每年拿出几百万卢比贿赂政党。21世纪的印度，随着资本主义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乡村共同体遭到解构，贫困阶层在经济转型期期间深陷极端贫困的生存危机。“阿迪加也在作品中强调印度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并且谴责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使得小部分人富有的经济系统”（Sebastian 230）。极端贫困使得男性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存，这导致“大多数男人对他们的工作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很少有机会充分理解其子女的性格特征”（Kimmel 39）。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身份，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不仅要承担他们生活和教育的各种费用，还要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管教，培养他们健康的人格和精神品质”（隋红升85“下一代人没有道德观”？73）。但在小说中，男性角色却“沦为一种对孩子担负的 财政功能”（Kimmel 187），缺乏对子女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阿迪加写道，被地主“榨干”了的男性只有“前往德里、加尔各答或者丹巴徳找份工作糊口”（21），雨季后回到家里把钱交给家里的女人，并再次“出门祈求那些地主，给他们一点活干。然后就是播种、除草、收个玉米或者稻谷”（22），这大大减少了他们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和教育孩子的空间，致使子女在父性缺席的环境中长大，总是处于矛盾冲突状态。小说中，巴尔拉姆曾不断抱怨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教授他基本礼节，如不能抓裤裆，要刷牙等，使得他总是遭到地主家庭的排挤。另外，主人公与哥哥基尚的矛盾冲突也贯穿小说始终，他们代表着两种类型的印度青年。基尚完全认同传统价值观：“奶奶说了，要我们待在茶铺好好干，那我们就应该在茶铺好好干”（阿迪加41）；而巴尔拉姆则个人主义至上，具备做企业家的魄力。父亲则从未参与调和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阶级关系的恶化也间接导致印度父性扭曲。印度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深受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印度社会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赤贫阶层和本土政治文化制度的缺失”（聂珍钊、王松林 141）。小说中的“黑堡”由英国人建造，至今仍“俯瞰着我们小村”（阿迪加17）。阿迪加以“黑堡”这一文学隐喻阐明了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为人忽视却影响深远的殖民“遗产”。英国殖民政府退出印度政治舞台后，理性和道德的缺失使得印度这一新独立国家陷入内部混乱之中，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动物们被迫陷入斗争的状态”（Alison 15）。加上印度独立后，甘地的“克什米尔”式的空想，国大党奉行的极端政治使得印度人民深陷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