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人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想象[]（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北京民众的文化和风俗开始进入文化人和学者的视野。五四一代民俗学家从其对“民间〞的想象出发，一方面试图从北京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寻找资源，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另一方面那么通过搜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试图建立“民众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其成败得失亦值得深入探讨。[关键词]（中）关键词五四新文化人；北京民间文化；民俗学；歌谣运动；顾颉刚[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K89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1004607正文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成为学术史上的常识。①然而，相关的学术史表达却很少注意到，以五四新文化人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民俗学家，最早是以北京的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调查与整理，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国北京兼具都市性与乡土性的双重特性。与此同时，新文化人在对北京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所显示出的复杂心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在处理城与乡、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方面的内在矛盾。一级标题一、从民歌到“通俗文艺〞北京普通民众的风俗人情，开始进入新文化人的视野，可以追溯到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这是征集歌谣运动的起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端。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1922年1月，国学门成立后，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同年12月17日，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作为刊载歌谣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阵地。自创办起至1925年6月29日，歌谣周刊共出版了97期，随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②中，歌谣研究会“搜集歌谣的目的〞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的，二是文艺的〞，前者是指歌谣可以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后者那么意在强调歌谣对于新诗建设的意义，特别引用了意大利人威达雷（GuidoAmedeoVitale）在其编辑的北京歌谣（PekineseRhymes）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2]这段话非常有名，在当时引起了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深刻共鸣。1922年9月，胡适写了一篇专门介绍北京歌谣（他译为北京歌唱）一书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