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从天津教案看曾国藩的外交观李林霞【】曾国藩是历史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其对外交行为方面。本文根据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受命办理此案所采取的一系列委曲求全的措施，从而推导出曾国藩的外交观是权衡轻重，顾全大局，委曲求和，徐图自强。【关键词】曾国藩；天津教案；外交观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23〕05-273-01晚清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学术界对于曾国藩外交观的研究，专作较少，尤其是天津教案，或论是非功过，或论卖国与否，对于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为切入点论述了其外交思想。一、历史背景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而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遮掩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的流言四起，导致民间反洋教情绪高涨。同年6月，津民杀害外国领事、传教士、修女，烧毁教堂的的天津教案爆发。津民的对抗使列强感到恐慌并向清政府联合照会，而清政府也不愿在备受外患困扰的情况下再发生战争，于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教案，嘱予“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①堅持和议。二、曾国藩的处理措施及原因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奉行了清廷“和局〞的方针，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采取了几种方法：“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派员兴修焚毁之教堂、领馆、释放教民、查拿正凶、惩罚官员。据此可见曾国藩是封建清王朝忠诚的卫道士，确是“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②这里的“曲〞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事发之“曲〞和办案之“曲〞。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名有识之士、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事理，他确实肯定洋人有曲在先，津民杀人毁堂在后，是洋人的野蛮行径导致群众的积愤不平，才有教案发生。曾国藩对这一点的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至于其办案之初的反常之举，处理之时的艰苦决断，正是他权衡轻重，顾全大局，曲意求和，徐图自强的外交观所致的委屈之法。曾国藩接手津案并开始查办，已经洞明教案之“曲在洋人〞。然而，他没有顺应民意，备兵抗法，惩治洋人，而是袒护洋人以致深负众望。其反常举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躲避战争的发生。天津教案发生后，俄、日、英、法、美、德、比等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署，要求惩罚天津教案凶犯，法国远东舰队以及英、美等国军舰陈兵渤海湾向清政天道酬勤府施压。就中国国力来说，曾国藩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