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俄语老师]感恩老师的作文600字现今五六千岁的人多少有点俄罗斯情结。这也难怪，几十年前的中学里学的外语大多是俄语。40多年前，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实验性的重点中学，校名冠之以“省科技学校〞，据说是为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那时科大在北京)输送后备生源的。不用说，师资相当棒。记得第一位俄语老师叫蔡强。他30多岁，颧骨凸出，瘦俏，似乎营养不良。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瓜菜代〞的年代，不但是老师，包括每个学生，也少有脸色红润一点的。蔡老师非常敬业。冬天的早晨，还不到6点，我们去上早自习，他就在教室里等我们了。上午的第四节课，还没等下课铃响，我们的手就伸向课桌抽屉摸餐具。一时间，盆、勺交响乐此起彼伏。蔡老师笑了：“大家饿了，我也饿了，再坚持一会，把这节课上完，好吗〞一开始学俄语摸不着门，尤其是卷舌音“p〞怎么样也念不好，一度使我失去了信心。蔡老师耐心地给我示范。为了强化学习效果，他要求同学们在课外也尽量用俄语对话。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生，早晨谁先起床，就喊：“伺候大爷!〞(俄语“起来〞的谐音)天冷了，就减：“八哥大，好冷得哪!〞(俄语“天气冷啊〞的谐音)肚子饿了，就叫：“咕咕噜嚓!咕咕噜嚓!〞(俄语“玉米玉米〞的谐音)蔡老师知道了笑得前仰后合，正色说：“我说，别这么糟蹋俄语，拜托各位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架留声机，放语言唱片，纠正我们的读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新玩意儿。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正是他培养了我对俄语的兴趣。不久，我转学了。我的第二位俄语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纯真的南方女子。她和丈夫原在北京工作，给前苏联专家当翻译。随着中苏关系冷却，前苏联专家纷纷回国，他们“失业〞了，被贬到各省基层当中学教师。那时，中学已开始英语、俄语并举，新生改学英语，老生仍学俄语。朱老师是性情中人，并不感到被贬的落寞，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她带着同学排练俄语短剧、搞单词竞赛，鼓励学唱俄语歌曲，如共青团员之歌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都成了课外活动的保存节目。她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把很多前苏联专家子女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对一通信，借此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与我通信的是莫斯科的一位七年级小姑娘，她的名字叫薇拉。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喜欢打网球、打排球，爱好集邮。我们互相寄赠纪念邮票。她来信的落款总是“给你写信的是你亲爱的人和朋友〞。在外国人这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用语，在中国那么是令人脸红的词汇了――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