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美学2023/09一、抗战剧作家的戏剧观夏衍，本名沈乃熙，浙江人。1919年，夏衍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的浙江学生运动，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感染，甘心为革命流亡辗转，纵有千难而不悔。1927年国共分裂之际，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左联和上海艺术剧社的组织和筹备活动，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夏衍逐渐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做统战工作。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时而分离各自成事，时而交汇互相配合，有着亲密又疏离的辩证关系。可以肯定的是，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极其广泛，甚至更多来自白区，包括孤岛上海、香港的政商文艺界份子，因为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上海解放之后，从隐蔽战线中步入正式革命身份的夏衍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后调任文化部副部长，走到了共和国文艺政治舞台的中央。夏衍创作的高峰横贯了抗战的整个时期，他的戏剧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前期的剧作如《赛金花》《秋瑾传》等，对剧作的戏剧性要求更高，同时有以政治理想为文学代言之嫌。进入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硝烟弥漫华夏，他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大义之责。所以如此自述：“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战救亡的洪流冲洗干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些的剧本。”[1]凶狠的敌人和“三光政策”让夏衍等人意识到自身的坚实与脆弱，以手中的笔书写剧本，为了抵抗法西斯，鼓励人民武装和游击队的成长，培养人民的自身力量，是救亡图存的必经之路。但不久之后，随着战局的渐渐明朗，他的剧作创作观又经历了一个转折和变化。夏衍注意到，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偏执的因素。包括自己在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较为粗暴。在自身责任感和献身感涌出之时，也流露出不少有悖于现实的极端思路。比如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社团的盲目，又比如瞿秋白在废除汉字主张时的虚无主义，或是在反对“第三种人”的过程中抹煞的其他可能性等，都破坏了微弱的精神空间。所以他意识到，左翼文化的挫折多少来自于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理念，这也让他感觉到心绪的消极和转型的必要，同时也是他被苏俄剧作家，如契诃夫等人的剧作吸引的契机。如契诃夫笔下的《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洛夫和万尼亚的经历等，在此阶段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经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