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1910年杭州迁移日商案研究敖光旭黄翊民内容提要清政府与列强对通商口岸的界定历来存有歧义，外人趁隙频繁突破清政府的限制，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内从事经营活动，1910年的杭州反日风潮就是因此而起。风潮爆发后，浙江当局谋以善后交涉为契机，一扫外人入城之积弊。是时国民外交兴起，绅商也积极参与交涉，甘为官方后盾。日方则依据不平等条约恃强凌弱，致使浙省官绅合作的交涉模式难以抗衡。浙江官方回到维持地方“华洋和局”的老路后，虽取得日商退出杭州城的有利结局，但未绝日商重返城内经营之后患，且绅商还付出不菲的资金“补偿”，这埋下官绅龃龉的诱因。晚清外交的转型与特征，在此次交涉中毕现无遗。关键词杭州迁移日商案中日交涉国民外交绅商清政府与列强围绕通商口岸界定的纠纷，历来为中外交涉最繁难之处。清政府为抵拒外人入城滋扰，多将通商口岸界定为通商之地的“港口”，外人则主张通商口岸应包含通商之地的“城市”与“港口”。①目前学界关于通商口岸界定纠纷的研究，多以不平等条约体系议定和中外理解差异导致的翻译问题为指向，较少以具体城市口岸界定引发的中外冲突为研究主题。②本文关332①②在近代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清政府与列强在条约的理解和翻译上存有歧见，“致使‘条约口岸’（treatyports）与‘内地’（inland）的界限并不明晰。因此，各国通常将之解释得十分宽泛，而清廷自然倾向于严格解释，以限制外国人享有特权的范围”。参见屈文生、万立《中英议定商约中的“城口”之争及其由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重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16页；王尔敏：《晚清商约外交》，中华书局，2009；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三联书店，2011，第113—118页；王国平：《论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范围及列强的侵权》，《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吴松弟、杨敬敏：《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史林》2013年第3期；屈文生、万立：《中英议定商约中的“城口”之争及其由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注的清末中日迁移杭州日商交涉，仅见何扬鸣《杭州福寿堂事件述略》一文有正面涉及。①但该文不足4000字，仅简要梳理了中日因通商口岸界定差异引起杭州反日风潮的原委，至风潮后的善后交涉则未做深究。除日人外，善后交涉主要涉及外务部、洋务局、浙江巡抚、杭州绅商等各方势力。对此案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