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程度上改变人工选取生态源地的主观性，选取方式上更加科学。综合考虑与景观生态安全相关的多种阻力因素，采用综合指数加权法构建综合阻力面，基于MCR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并根据源地间相互作用强度，通过重力模型定量分析廊道重要等级，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重要廊道。通过廊道与廊道、廊道与阻力面的相互关系识别出生态节点，作为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区域，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范围的确定指明了方向。最后，需指出本次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综合阻力面的确定并未形成公认的标准，阻力值的设定主观性较强，其合理程度需要更全面地考虑；本文在识别生态廊道时是基于最小成本路径，默认动物迁徙选择最优路径，但非常明智或直接选取最优路径并非符合所有生物体的行为特征。在下一步工作中，应该在合理确定相关阈值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研究，使生态网络识别更加科学合理。参考文献：[1]刘世梁，候笑云，尹艺洁，等.景观生态网络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17，37（12）：3947-3956.[2]张妍，郑宏媚，陆韩静.城市生态网络分析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17，37（12）：4258-4267.[3]陈璟如.生态网络研究进展[J].产业与科坛，2018，17（8）：123-125.[4]史瑶.基于MSPA和MCR模型的资兴市生态网络构建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9.[5]王宏杰.基于InVEST的三江源生境质量评价[J].价值工程，2016（12）：66-70.[6]陈妍，乔飞，江磊.基于Invest模型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区域尺度生境质量的影响研究———以北京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553-562.[7]吴健生，曹祺文，石淑芹，等.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京津冀生境质量时空演变[J].应用生态学报，2015（11）：3457-3466.[8]候现慧.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研究——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D].中国地质大学，2017.[9]谢高地，甄霖，鲁春霞，等.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自然资源学报，2008（5）：911-919.[10]王洁，李锋，钱谊，等.基于生态服务的城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2，35（11）：199-205.[11]刘孝富，舒俭民，张林波.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在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以厦门为例[J].生态学报，2010，30（2）：421-428.[12]杨沛霖.生态城市主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作者简介：赵月帅（1990-），男，硕士，城乡规划工程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主要从事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研究。（2022-09-06收稿刘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