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３年第４期新主流电影的集体记忆与人民性建构陈可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海淀１０００４４）［摘要］历史影像天然地具有档案性，一些影像片段被后世反复调用、模仿，成为能够概括重大事件的标志性视觉符码，提供了一条重返历史的路径，汇入记忆共同体的书写结构中。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的影像创作浮现出一条从“文化记忆”转型为“沟通记忆”的变化轨迹，这一变化之表征显露为新主流电影从英雄叙事转向人民叙事的尝试，弄堂群像的出现是其最佳注解，从生活延伸的政治表述再度确认了人民性在影像创作中的价值意义。［关键词］档案影像；集体记忆；弄堂群像；人民性；《我和我的祖国》借助于商业电影的叙事手法，新主流电影继续在表达层面进行开拓，不断精进的视听技术将影片的政治意义层层包裹，不复从前说教式的刻板姿态，多部影片在宣发阶段不遗余力地强调“大片”“巨制”“史诗”等字眼，似乎昭示着新主流电影已经找到了迎合当下观看趣味的路径。作为真实手段的历史影像在多部影片中被调用，《金刚川》《狙击手》中抗美援朝的史料影像在增强故事可信度的同时也揭示了其属性在物质层面由“档案”向“素材”转换的事实，书写记忆的痕迹在创作中显影。人民性建构与记忆的生成、复述、共享等系列机制密切相关，在影像书写集体记忆的历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故事主题还是叙述主体，虽然拓宽了“英雄”一词的阐释维度，但仍然以直接书写和正面表述作为创作手段，原因指向一种片面体认：历史并非只存在一个面向。《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影片拼盘结构的表象下包含着对处理各种主流题材的探索，尝试以更贴合时代表述的方法接近精神内核，其中，《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两部影片中的《前夜》《夺冠》《回归》《鸭先知》等单元作为实践样本，在历史影像的使用、集体记忆的建构、表现对象的选取三个维度上提供了启示：把握影像创作需要借助思考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通过置换视角及书写笔触的方式抵达历史，触碰当下。一、从档案影像到重返路径早期中国电影人还未开始进行自觉创作时，中国社会已经作为奇观在欧美摄影师的镜头中被展现。时事、风景不仅是彼时常规的取材路径，同时也是中国在早期影像序列中不同面向的真实记录，摄影放映技术成为记录历史、书写当下的工具，这体现了一种历史前进的必然———影像档案以其可见的属性使历史变得多维立体，无疑对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发起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