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22第14期近年来，缘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意识形态的导引及民族文化自信的建构等因素，以类型化、艺术化的外延与主流价值观的内涵相辅相成为显在特征的新主流大片（或称新主旋律大片）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新主流战争电影（如《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战狼2》《红海行动》《狙击手》等）受到观众青睐。实际上，《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狙击手》等影片除延续类型化战争叙事、多维视觉奇观呈现和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等策略外，其新颖巧妙的情感表达亦赋予了本文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以个体情感传达家国同构崇高理念的多向视角，浸润祛程式化意图的抒情幽默与严肃叙事的交融，非脸谱化的人物群像塑造对人本、人道、人性的归依，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在某种意义上，新主流战争电影情感表达的突破与创新是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未来国产战争电影创作指明了方向。一、家国同构与情感表达的视角比起其他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战争电影极易触及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它直接标明意识形态领域的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想象。2018年11月，在由《当代电影》杂志发起的“再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中，“共同体美学”被正式提出。共同体美学构建于共同体叙事和共同利益观的基础之上，强调“影片与观众共情、共鸣和共振，达成最大公约数”[1]。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里博士到希特勒》一书中指出：电影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即“民族心态”，[2]而在共同体美学视域下，“性格文化结构”更为全面地反映出当下多元化、现代化的研究对象。电影作为一种集体性、符号性的行为，实则是个体性格文化结构的缩影。过去的国产战争电影在反映民族心态时多倾向于从宏观战略角度来描绘广阔的战争图景，往往忽略了对个体的刻画、塑造。其实，个体意志与国家意志、集体意志在某种层面上是共通的。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创作者与观影者的迭代，以及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及产业化、工业化的拓进，促使电影导演越来越倾向于在自我作品中探讨个体命运和私人情感。《集结号》《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成功地抛开宏大叙事成规，从微观视角出发观照个体命运以映射国族并不乐观的现实；它们呼唤观众对小人物的代入式共情，强调个体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命途时的无奈与挣扎。然审慎探究，它们在基于个体叙事之上的情感表达亦有诸多不足之处：一是与战争相去甚远的观影主体在体会角色内心世界时有着时空的天然阻隔，进而与其情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