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清朝末年的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注意到此地藏有一批由日本人自奈良平安（710—1192）至镰仓室町时期（1192—1573）不断转抄而成的汉籍手抄本。他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分析手抄本得以留存的观点［1］，成为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然而，诸多写卷逾邈千祀、得存一二，自有其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尤其令人备感惊讶的是，在中国逐步向日本输入刊本的历史时期，古老的手抄本未曾被抛弃，转抄古本的学习传统仍然获得延续。考察日本手抄本如何在中国刊本东传的背景下展开传承，不但有助于揭示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本面貌来源，还将呈现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作为一个历经日本贵族藤原式家多代名人传抄学习的手抄本，《文选》九条本展现出的复杂文本面貌，对于考察上述话题颇有帮助。本文将以此为中心，抉微钩沉，展开探讨。一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隋唐时期，日本不断派出使臣、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繁荣的文化。中国书籍也在这个时期经由使臣等人的购买和携带输入日本。唐开元初，栗田朝臣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2］。同样入唐的玄昉返回日本时则带回经论五千余卷。而手抄本是此时书籍传播、学问传授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中国书籍以写卷的形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保存、复制和学习。《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子相善而“俱手把黄卷”［3］，向曾负笈中原的南渊清安学习周孔之教。“黄卷”指的便是手抄本。而正仓院古文书对奈良时期抄写佛经汉籍之细节的记录，各类绘卷对平安时期贵族手持写卷阅读场景的展示，均是对日本手抄本形式的生动再现。日本人正是以手抄本为载体，对中国文化展开学习。手抄本逐渐成为日本历史上输入中国文化、承载学问尊严、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首先，手抄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伊始，向贵族及朝廷官吏进行传播的一个渠道乃是大学寮这个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肩负着为日本培养高级汉文人才的重任，课程讲授以汉唐注疏为主。在经学方面，《毛诗》用郑玄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老子》用王弼注，《左传》用杜预注，《论语》用皇侃注疏。而在诗文写作领域，作为文章范本的《文选》，授课底本使用了萧统编纂的白文三十卷本，注音用曹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高薇内容提要手抄本在日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也承载着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家族学问与尊严，甚至作为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资源，成为王权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