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８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李慧国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河西学院美术学院摘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关键词：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侧书侧批寺学敦煌与吐鲁番文书中有两件纸本学郎①写卷非常特别，一件是法藏敦煌文书Ｐ．３１８９《开蒙要训》抄本（见图１，简称“《开蒙》抄本”），另外一件是１９６７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３６３号墓中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抄本（见图２，简称“《论语》抄本”）。②前者横长６６．３厘米、宽２９厘米，卷尾有“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款识，其年代约在晚唐五代。③后者横长５３８厘米、宽２７厘米，卷尾有“开觉寺学景龙四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款识，可知此抄本为十二岁的义学生卜天寿所书，时间为唐景龙四年（７１０）。此二抄本皆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学郎抄写的童蒙读物及儒学经典，学郎们在抄习之余也留下了随心而作、顺手抄誊的诗篇，这些格调诙谐轻松的诗歌被称为“学郎诗①②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唐宋画学思想变迁研究”（２２ＥＦ２１０）阶段性成果。唐代敦煌寺学的学生自称“学士郎”“学仕郎”，或省称“学郎”，又称“学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３６３号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２期）一文称该墓发现于１９６７年，县文物保管所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发掘清理；另据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１９７２年第１期）一文，抄本出土于１９６９年。本文采信发掘简报中的年代。据李正宇先生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的“三界寺”词条记载：“唐宋敦煌僧寺。遗书中又简称‘界’。寺址待考。吐蕃统治时期庚子年（８２０）左右初见其名（Ｐ．３６５４）。北宋天禧三年（１０１９）犹存（《天禧塔记》）。唐末有僧、沙弥二十二人（Ｓ．２６１４背）。”李翎认为张彦宗为归义军时期张、曹时代三界寺的学士郎。参见李翎：《佛画与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