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Topics学业成就是预测儿童未来经济福祉与向上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①②③④然而，农村留守儿童享有的学校教育资源本就处于劣势，父母不在身边等客观原因又使得家庭教育的作用受到削弱⑤，难以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与后续教育获得都受到负面影响。有研究以外出务工父母在务工与子女教育监管之间的权衡为标准，区分出“创学并重”和“创收至上”两种心理模式⑥：前一类务工父母试图在外出挣钱与监管子女学业之间探寻平衡；后一类则将经济创收作为家庭最重要的目标，认为只要提升经济水平自然就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统计数据表明⑦，绝大多数在外务工父母属于“创收至上”模式，轻视、忽略了亲子分离对于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而负面影响确实存在。相关研究发现，亲子分离不仅导致情感缺位，还损害了家庭教育的监管与调节作用⑧，影响家校交流⑨，阻碍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一方面，留守家庭有限的教育经济、文化、情感投入⑩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教育资本获得；另一方面，留守境况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间接影响学业表现。当前的留守儿童教育研究侧重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亦未能结合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新的家庭媒介环境进行深入探讨。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创学并重”的理想模式存在可行性，身在外地的父母可以通过实时聊天、视频通话、电子手表、电子摄像头等方式参与子女的学习生活，进行教育监管。在父母、祖辈等家长无力提供教育辅导时，智能手机所承载的在线教育资源也可以起到替代性作用，为孩子答疑解惑。然而，尽管智能手机最初是以“学习的名义”进入到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中，但它在赋予监护人教育监管之责的同时，也赋权于留守儿童，促成了双方关于手机使用权的博弈。为了更加高效地参与教育监管，监护人不得不让渡手机使用权于儿童，这也引发了手机使用监管的新难题。留守儿童如何以学习为名争夺手机的使用权？监护人对此如何应对？在亲子双方的博弈中，智能手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由此，日益媒介化的留守家庭教育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基于以上问题，课题组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南京市竹镇镇与安庆市杨桥镇开展田野调研：通过组织同辈焦点小组，引导留守儿童分享自己的手机使用、家长的手机管控等情况；通过入户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从其他家庭成员之口补充了解家庭基本情况、监护人教育监管、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