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电子政务E-GOVERNMENT2023年第7期（总第247期）学术篇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行政约谈：实践源流与优化向度*摘要：兼具商谈性与非强制性的行政约谈在秉承包容审慎原则的平台经济治理中广受青睐。在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消解公私对峙压力、缓和执法资源不足等功能性标签下，平台经济领域行政约谈也面临着以谈代罚、形谈实罚、屡谈屡犯等现实困境。传统治理领域行政约谈的体系性与标准性的缺失、实效性与互动性的式微等普遍性问题仍然掣肘新经济领域的规制效率。立足平台经济的“破坏式创新”，行政约谈应在合作治理、包容审慎视阈下强化约谈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借助全阶段的信息披露，促使约谈流程由“闭目塞听”转向“多元透明”。因应“刚柔并济”的制度禀赋建构，治理机构仍应科学统筹治理资源，引入信用工具平衡约谈协商性与实效性之间的张力，进而确保治理平台经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关键词：平台经济；行政约谈；包容审慎；合作治理；平台治理DOI：10.16582/j.cnki.dzzw.2023.07.009刘乃梁**潘盛龙重庆大学法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系统性风险防范下金融科技反垄断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1CFX082）。**通讯作者收稿日期：2022-12-20修回日期：2023-02-14在“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践探索中，行政约谈成为监管机构精准施策、落实包容审慎原则的常态化工具：竞争执法机构通过个别约谈、行政约谈会等形式，督促平台企业合规经营，推动反垄断调查有序开展；金融监管机构亦通过约谈向平台金融经营者释放“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强监管信号，督促平台企业持牌、合规、审慎经营；而在平台网络信息治理中，近五年全国网信系统约谈平台从2018年的1497家上涨到2022年8608家（参见图1）。遍及多领域、多部门、多层级的高频次行政约谈彰显出监管机构在应对新经济挑战中热衷于追求“刚柔并济”“协商共治”之效[1]，而行政约谈的程序简易与形式普适也使其成为回应社会舆情的应急之举。诚然，约谈信息披露不足、体系性与标准性欠缺、实际规制效果存疑等普遍性困境仍是掣肘行政约谈效能提升的关键环节，如何走出“屡犯屡约、屡约屡犯的怪圈”、直面社会舆论“权宜之计、避责手段”[2]的实效性质疑，亦是未来我国行政约谈法治化提升的问题向度。《“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将“约谈”列图1网信领域五年来约谈与警告适用次数约谈警告10000900080007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02018149773820192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