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022第22期一、缘起：从中国电影“人民性”研究说开去（一）明晰的中国电影“人民性”研究及其背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人民性”就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引领为概念内涵，并在“十七年时期”概念得以稳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想纷纷进入中国，中国电影界围绕着‘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巴赞纪实美学、现代文艺思潮与现代电影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辩与学术争鸣。”[1]人性、人的解放与人道主义的实践在电影中成为主体和表征，但同时，本应蕴含多重意义的文艺人民性，亦被相当程度地误读为单一的、阶级论调下的“集体性”，逐渐在电影学术研究视野中边缘化。至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中，对文艺人民性及具体到中国电影人民性的真正内涵、历史、理论研究等依旧没有被重视铺开。犹豫之中，上世纪90年代更猛烈的市场经济体验和西方文化飓风式袭来，人们又将眼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理论等，开始了长久的，用本属于西方研究的工具、方法解答中国问题，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逐渐开始消解。同时，文艺尤其是最具大众传播性的电影艺术，因为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一直具有专业学术研究与社会公共话语进行交流、讨论的双向渊源和空间深度。但是，由于90年代以来网络、消费等现实的冲击和电影学术阐释面向民间的势微，这种应然双向的互动促进，甚至变成了社会公共讨论影响专业学术关注的趋势。时至今日，尽管已有众多学者对宏观的“文艺人民性”命题进行研究解读，但中国电影这一具体的、最具当代性和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却依旧未被关注和深入探讨其人民性问题。在电影艺术创作作为实践活动的层面，中国电影的人民性解读、源流梳理和当代性建构都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命题。较之传统的其他艺术门类，电影艺术具有突出的个性与时代性。在文艺人民性视域下，电影人民性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电影艺术与人民、人民性的历时性关系及其呈现，即“我是如何”。而在文化传承的视角下，亦不可忽视中国电影人民性客观方面与中国社会、中国现实对话互动的共时性关系，即“我如何是”。学者陈山认为：“中国电影之所以是‘中国电影’，和政治、经济、文化整体性观照的共时性核心亦密不可分。中国电影史在整体形态上应该呈现为一个空间形态的常态的丰富复杂的文化系统，而不只是在时间轴线上呈现的电影艺术本体变革的一个个孤立的点。”[2]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