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本土化早期的创新探索3传播学本土化早期的创新探索黄鸣奋*HuangMingfen就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而论，“华夏”与“传播”联言最早见于199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亚荣所著的一篇论文，指的是佛教流传到中国。①不过，早在上文问世之前，“华夏传播”已经在我国学术界的口头交流中屡屡被提及，其语境主要是传播学本土化。不仅如此，香港著名学者余也鲁教授在为其师施拉姆（WilburSchramm）《传播学概论》一书中译本作序时表达了对开展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热切期待。在内地，余先生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合作，1993年举办“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出版了论文集《从零开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会议名称之所以使用“传”而非“传播”的提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前者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后者。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论题新鲜、视野开阔、交流活跃。主办方设想出版相关丛书，由黄星民老师担任具体联络人。该丛书规划了“五史六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旭培先生的《华夏传播论》率先付梓（人民出版社，1997）。其他选题交稿进度不一，最终有三部论著问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我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是其中之一。作为双音节词，“传播”比“传”更符合现代汉语使用者说话的习惯。在孙先生的上述专著行世之后，“华夏传播”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概念。估计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三部后续出版的专著总其名曰“华夏传播丛书”。我的研究生帅雯霖毕业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担任这套丛书的编辑。我之所以介入华夏传播研究，至少有如下机缘：一是自己的学术生涯始于厦*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幻电影。①王亚荣：《公元7世纪中印僧伽的衣食与戒制》，《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4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门大学，正值学科渗透颇受重视之际。在书店买到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之后，爱不释手。二是力倡此道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和我所在的中文系存在密切互动。陈培爱、黄星民等新闻传播系骨干教师曾在中文系工作或学习。因此，他们乐于邀请中文系的老师参与新闻传播系的学术活动。三是主管厦门大学文科教学科研的郑学檬副校长对华夏传播研究颇为重视，不仅亲自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而且积极推进《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组稿。20年后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