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卷第1期Vol.44No.12023年2月Feb.2023韩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HanshanNormal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1-12-12作者简介：王可心（1998-），女，广西百色人，广西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王可心（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摘要：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关键词：王禹偁；记体文；创作思想；北宋士人精神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59-07DOI：10.19986/j.cnki.1007-6883.2023.01.010“记”作为一种文体，专以记叙为主，如记营建之事，当记耗时之多久、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是以记者，以备不忘。《金石例》云：“记者，记事之文也。”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认为，“叙事”门类分为二体，其中“有纪一事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1］以真德秀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禹贡》《武成》等篇是记体文之祖，但就其内容而言，只有记录而没有阐述，只具有记体文的记录功能，而无记体文之独立特色。因此王应麟说：“西山先生曰《禹贡》《武成》《金縢》《顾命》，记之属似之。《文选》止有奏记而无此体，《古文苑》载后汉樊杀《修西岳庙记》，其末有铭，亦碑文之类。至唐始盛独孤及《风后八阵图记》。”［2］尽管记体文在我国古代早已萌芽，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得到人们的重视则是在唐宋以后。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繁荣昌盛的时期，不仅开辟了诗歌、散文的全新领域，并且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继承和发扬唐代文学，跳出前人的窠臼，写出本朝自己的新文学成为了宋初文人最迫切的愿望。在唐代才逐渐兴起的记体文自然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目标之一。北宋初期是记体文从记外部他人他物转向内部记述自我的尝试时期，王禹偁作为北宋初期的台阁重臣，他的记体文写作成为了宋代记体文发展转向的先声，其记体文在记录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论述内容和思想阐发，记体文的重点也从描绘客体变成了记述自我。这一转变也被后来的欧阳修、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