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法律人眼中的外交高全喜这几天有暇，随手翻阅摆在案头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一书，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约教授，颇有感思。恰巧有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函约稿，我便借机谈了一点自己近来的些许思考。说来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由来的闲篇，请看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并没有彻底解决的迹象，究其根源，固然它们是经贸问题，政治问题，但也是外交问题，法律问题。法律人眼中的外交，显然不同于职业外交，也不同于群众外交。徐中约的这本小册子之所以成为经典，在我看来，他以历史学家的视野，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蕴含在国际法背景下的现代中国是如何浮现出来的。他书中所说的“国际大家庭〞究其根本在于它是一个法律的共同体，在这个法律共同体之下的外交，才是现代外交，而不是传统旧制下的天朝上国与华夷之辨。洋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的体制是皇权帝制，对外搞的是天下体系，没有外交这类制度，只有理藩院处理朝贡宗藩事务。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甲午战败，中国才开始有所觉醒，朝野始知万国公法，最后才被迫成立总理衙门，开始洋务外交。这一切都有赖于国际法的切入，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即国际法是被动地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的中外约章及其列强的船坚炮利而强行进入中国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恰恰是这些外来的异己力量，却改变了中国的王朝旧制，逐渐打造出一个现代的法权中国，促使其一步步进入现代的世界秩序。徐中约教授描绘的便是这样一个时间点，从1858—1880年，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外交，此时的外交系于国际法和中外约章，与传统的中国礼仪制度并不接榫，甚至相互抵牾，但现代世界的游戏规那么就是这样的，你要现代化，就必须接受，否那么就被殖民化。其实，不独中国如此，我们的邻邦日本，几乎在大致的时间也遭受同样的境况。去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国内外有一系列文章皆指出了这个历史逻辑，即：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一些后发国家是如何步入现代化的，这其中，国际法与对外约章以及由此纠结在一起的战争、外交与经贸，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应该看到，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是血和火、羞辱与悲情，而且也是充满着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法权构建。日本的明治宪法及其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都有赖于这个法律人眼中的现代外交之变。中国对勘日本，虽然不能说是非常成功，但也成就匪浅，康梁变法、洋务运动和晚清立宪，均是遵循着这个历史的逻辑。近些年大家都熟知“改革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