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忧患一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稳固边疆，加强遥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开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富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幅员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此，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稳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拟，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比拟，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开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都城。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到达115名（参见拙作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载中国文化第三十四期，2022年秋季号）；迄至1840年，遣使会派往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8名（迄今对遣使会研究的中文成果甚为缺乏，遣使会在耶稣会被解散后，取而代替耶稣会在北京的角色，同时大力开展华人主教、司铎，成为19世纪在北京传教举足轻重的势力）；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大力开展西方汉学，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的欲望，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同时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另一方面，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