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新宋学〞就中国的政治学术大传统而言。实际只有“经统〞和“史统〞两端。三代以上，“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噘变，“经〞以道论而“史〞以事言；体甩一源。道器不离。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经〞、“史〞遂亦分途。秦末汉初，经学家尚不相应于时势的骤变，竞倡“革命〞之说；史学家长于观变，反倒能以“变〞为“常〞。所以东汉以降。“史统〞尊于“经统〞晚清公羊家、宋明诸儒，最初皆有意于重返“经统〞之“道〞而立“常〞，但前者师心自用，不期于事上酿成大“变〞：后者自出机杼。却与人情暌隔致使劳而少功。口清代朴学的规模大致是本着“古典学〞(classics)的态度建立起来的。因此清末民初承其遗风的“国学〞主要是“古文献学〞，类乎欧西的东方学如埃及学、亚述学等等，有些地方甚至不如欧西的“汉学〞(Sinology)。因为除去一局部学院派研究外，欧西的汉学还是有其政治、外交方面的意图的。至于欧西自身的“古典学〞——吉希腊、罗马研究，虽说由古典欧罗巴迄于近现代，欧洲世界早已是沧海桑田，可是其思想和政治、法律传统却是连续的：这一点常为局部满足于耳食的治国学者所无视。一1943年，陈寅恪以类似“谶语〞的方式首次提出了“新宋学〞的概念，认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学术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其实，十年以前，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已经提到过一个外延稍窄的“新儒家〞，语气中同样不乏“作谶〞的味道：“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后，差不多的意思，陈寅恪几乎每隔十年便重提一次，如“新儒学〞(1954年论韩愈)及“天水一朝之文化〞(1964年赠蒋秉南序)等等。严格说来，上述几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都略有出入，并不完全重合。但考虑到陈寅恪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提出上述概念时又都有特殊的语境，这里正不必胶柱鼓瑟，以辞害义。故而本文径直将上述几个略具差异性的概念看做异名同谓，而以“新宋学〞一词涵括其余，视之为陈寅恪的学术文化理想之所系。长期以来，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地位是由其一系列史学考据论著确立的；他掌握的语言文字种类之多及其比照拟语言学的重视，致使局部学者誉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