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社会的晴雨表何满子我是社会的晴雨表。只是我的遭遇稍稍具有典型色彩，晴雨表上水银柱的气压升降刻度指示得格外醒目而已。解放初期我在高校教书，既不是官，也和金钱事务无涉，因此，“三反〞、“五反〞这类运动同我沾不上边。接着，文化领域里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以俞平伯为靶心的红楼梦研究，气压也颇低得窒人；幸亏那时还没有逼得人人必须表态的规矩，上钩不上钩取决于我自己，我这支晴雨表暂时还没受到干扰。自此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前的历次运动，我都恭逢其盛，无役不预。我的生涯中的重大折腾都精确地反映了社会的气压变化，简直是如响斯应，十分灵验。下面是我的履历表反映的社会气压表：1955年，天才的组织家把我组织进“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逮捕入狱，关了一年零五个月，糊糊涂涂地进去又被糊糊涂涂地释放。1957年，我被“扩大化〞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处理时，因有“胡风案〞的“前科〞，不能按处理“右派〞的六条方法来，由法院判处机关管制三年，管制期间剥夺公民权，相应开除公职。1958年，大跃进，我被遣发至宁夏自治区，以拉板车为业。1960年，因“彭德怀右倾反党〞运动的蔓延，宁夏展开“双反〞运动，我被遣送劳改农场服苦役。其间被处理为“劳动教养〞，押送到三处劳教农场，均以“不堪劳动〞被退票，仍回原地服苦役。1961年，服苦役时我在劳动现场休克，假死数小时，被送到医院急救。此时，“大跃进〞已掩盖不住全国浮肿的“大跃退〞，气压稍有上升，开始了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我被解除劳教，管制期也已届满，我请假回上海治病。在此一年间，微升的气压略呈稳定，我几乎有了调回上海工作的可能性。1962年，气压陡降，发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律令，人事、户口冻结。次年我不得不再回宁夏，因为“人在单位中〞，倘假设花名册上没有列名是没有生路的。1964年，宁夏拒绝接收我这“废物〞，不知哪来的一线机缘，我被调回上海，在愈来愈低的气压下苟延残喘了两年。1966年，黑云压城，十年动乱开始。我被红卫兵定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后一条是属于很文明的“无罪推定〞)三项罪名，押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呆就是十二年，正如我当时效黄景仁绮怀的一首自嘲打油诗中的一联所说：“烧尽诗书归大火，丢光文化出中年。〞1978年，拨乱反正。我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旋即召回上海，重操旧业。接着又改正“右派〞的错划，“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彻底平反，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