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长征准备阶段

红军长征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长征经过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1934年7月7日 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人兵力，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是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长汀、大田、尤溪，于8月1日攻占水口，击溃守敌王敬久部，乘胜追击至福州城下，与敌激战三昼夜，不能攻克福州城，遂移师北上。

7月23日 为了结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的路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8月7日 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三人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由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开始战略转移。

8月12日 红六军团在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8月26日 红六军团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准备枪渡湘江。但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渡江意图，急调重兵防堵湘江，并督令湘军尾击红军。桂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地区运动，堵击红军西进。红六军团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

9月4日 红六军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占领西延县城。

9月间 程子华奉命到达鄂西北地区。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通知活动于院西北的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地区，接受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于是决定鄂豫院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是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院根据地工作，传达中央指示。

9月间 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 的六路围攻，先后收复巴中、南江、旺苍，直逼广元城下；9月22日又克阆中、苍溪。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被红军收复，川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军逃至营山、渠县地区。是役重

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0月初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0月6日 红六军团在甘溪超到桂军第十九师的突然袭击，战斗失利，部队被截成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中。

10月7日 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

10月9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分于10日17时、18时出发。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进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如下布置：(一)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任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苏区中央局委员。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二)留下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在

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三)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三角地区为最后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阵地。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以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边区的斗争。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1934年10月中旬 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以南地区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0月中旬 蒋介石在华北视察，突接“南昌行营”情报，得知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乃匆匆赶回南昌，判断红军行动方向。蒋介石从东路军蒋鼎文部所获材料中判明：中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于是拟定了追堵长征红军的初步计划要旨。

10月21日至23日 中央红军自21日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敌军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实施突围，迅速占领了王母渡、韩坊、古陂、新田等地，23日突破了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扼守的信丰至安远间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庚间横渡漳水。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失利后，一部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山野林之中，经过艰苦转战，打破了湘、桂、黔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围追堵截，于是日在黔东北印江的木黄和松桃的石梁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10月26日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后，于是日在川黔交界的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两军会师大会。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中央决定两军合成一个战略单位，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两军的军事行动。

10月28日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挺进湖南，开展湘西攻势。

10月间 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从福州地区移帅北上后，先后攻占罗元、庆元、常山等地，但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被迫转入闽浙赣边根据地，与万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两军会台后，11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全军近万人，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分两路北上。红十军团以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

11月1日至8日 中央红军占领汝城以东的连珠岩、土桥、东冈岭、苏仙镇等地，进到汝城、城口、沙田一线，突破了由湖南军阀何键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间)，沿赣粤湘边向湖南前进。

11月13日 蒋介石鉴于中央红军西进甚急，深恐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是日“南昌行营”发布“追剿计划”，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原西路军各部长及北路军蒋系“中央军”薛岳部及周浑元部，均归指挥。同时又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西军阀白崇禧各派得力部队分至湘黔、湘桂边境堵击，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11月25日至30日 中央红军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浴血奋战。27日，红军先头红二师、红四师各一部于兴安、全州之间，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红军猛扑，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红军渡河西进。尾追敌军也与红军后卫部队展开激战。29日，红三军团渡过湘江，于界首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30日，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经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了湘桂敌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减员至三万多人。

11月26日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宣告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领导机构，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治委员。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停止南渡酉水，占领大庸、桑植后，推备夺取沅陵，进入湘中，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沿沅江东下。

11月27日 红二十五军从信阳城南越过平汉铁路，进至桐柏山区，在方城的独树镇与敌反复冲杀后，于是日甩开敌人，进入伏牛山区。但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甚多，且北临陇海路，创建根据地较为困难，红二十五军不得不放弃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继续向陕南前进。

11月底 中央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派李乐天、杨尚奎去赣粤边，罗孟文去杨赣县，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

12月上旬 中央红军翻越西延山脉的最高峰——越城岭(老山界)，进入苗、僮民族地区。

12月10日 中央红军进入苗、惶民族地区后，红军住地连续失火。是日，中央纵队到达龙坪，此系僮族村镇。当夜宿营后，发生大火，村镇烧毁过半，红军奋力抢救，并抓获国民党放火奸细三人。次日召开群众大会，将奸细公审后处决。

12月13日 中央军委在通道境内召开会议。是时，敌“迫剿军总司令”何键调集湘军及配属其指挥的“中央军”薛岳所部共十五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新宁、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进入阵地，进行堵截。如果中央红军坚持原定计划，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就要与五、六倍的敌军决战。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中央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基本目标。

12月14日 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门户。

12月16日 红二、六军团在涪涩河歼敌三十四旅大部。17日，占领桃源，包围湘西政治经济中心常德，牵制敌军十余个师，胜利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约战斗任务。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提出红军的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决定提出利用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休整，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缩编部队，充实战斗连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决定提出保持同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1月1日至3日 中央红军在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分二路强渡乌江。中路前卫团(红四团，团长耿飘，政委杨成武)于1月1日到达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2日上午，佯攻老渡口，在上游新渡口强渡，未成。3日上午再次强渡，击溃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部第五、第六两个团，强渡成功。下午，占领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猪场(珠藏)。左路于茶山关渡口渡江，因黔军独立第二师侯之担部第二团未加抵抗，于3日安全渡江，进入尚嵇。右路于2日在回龙场强渡，击溃侯之担部第八团，当晚进驻箐口。

1月7日 中央红军第二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8日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通令》，提出进遵义城的十二条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

1月9日，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城，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1月10日，军委主席朱德在遵义发出关于红军进入桐梓城主要任务的命令。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和伍修权(翻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三)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新的正确领导。

1月19日 中央红军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北上，预计从宜宾至沪洲间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地区。

1月20日 红军总司令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

同日，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红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22日 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突破嘉陵江防线。24日围昭化。27日占广元城郊飞机场。29日又占广元外围五龙堡。但广、昭守敌胡宗南部据城顽抗，攻城数日未下。红军乃主动撤广、昭之围。月底将主力转至嘉 陵江东岸。

1月26日 中央红军进抵土城附近。红军先头部队在赤水以西的重盘与川军模范师章安平旅遭退，战而未胜。

1月28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激战竟日”，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亦重。红军主动撤出战斗。

1月29日 中央红军从土城、猿猴场(元厚场)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叙水、古蔺地区。

1月下旬 杨虎城指挥四个旅又三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全歼杨虎城警三旅，粉碎了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干七百人，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1月间 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脸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马明芳任主席。1月30日，陕北独立师在安定白庙岔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

1月间 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途中，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由于部队行动迟缓，被十倍的敌军包围，经反复顽强战斗，红军弹尽粮绝，月底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突围时，被敌独立四十三旅刘震清部所俘，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余部八百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出重围，转战浙南，坚持浙南游击战争。

方志敏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著有《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8月6日，在南昌百花洲从容就义。

2月5日 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指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并指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2月28日 是日凌晨中央红军乘胜再占遵义城。红军又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忠庄铺地区痛击援敌吴奇伟率领之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三师，并乘胜追至懒板凳、刀靶水，歼其两个师的大部，红军猛追至乌江边上，又俘敌千余人。是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浮敌二千以上，缴枪一千支以上，轻重机枪数十挺，子弹十万发，俘敌团长一名，伤敌旅长一名、团长二名，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大纲。

3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20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

3月21日至22日 中央红军由二郎摊、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至桐摔以西东皇殿一带。

3月27日至31日 中央红军主力于27日从枫香坝至鸭溪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到达大庙场，分两路前进，至翁黄水会台，直指乌江北岸。28日红军先头在手扒岩突破乌江天险。29日至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进抵息烽附近。

3月28日至4月21日 张国焘擅自放弃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四方面军从渡过嘉陵江以后，便开始了长征。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辖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全军总计十个师二十个团，连同妇女独立师、机关学校等共约八万余人。

4月5日 中央红军一部佯作东进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台，由紫江(今开阳)以南地区快速东进，向瓮安、黄平进攻。

4月7日 中央红军主力乘国民党军主力被调至乌江北岸，向贵阳方向前进。是日，军委主席朱德电示：“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9日 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间突破湘黔公路，并在贵阳附近之黄泥哨，与驰援贵阳的滇军孙渡部遭遇。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乘坐的汽车，遭到红军袭击，死伤卫士四名，贵阳震动，蒋介石急电各路救援。

4月上旬 项英、陈毅在大庾长岭召开干部会议，确定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并将赣粤边划分为油山、北山、信康赣、南山和上犹祟义等五个区，将突围的一千三百余人分为五个游击大队，分散在各区游击，并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的交通网。

4月上旬 红二、六军团收到遵义会议决议，向团以上干部传达。

4月12日 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根据地，向北转移。13日在陈家河渡口一战，消灭国民党第五个八师陈耀汉部一七二旅，击毙旅长李延岭。14日桃子溪一战、又歼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师长陈耀汉仅以身免。16日红军乘胜收复桑植县城。

4月13日 红九军团到达织金县的猫场，当晚在猫场宿营。因疏于警戒，14日晨遭到黔军一个师的袭击、战至下午三时，方才摆脱敌人，脱离险境。是役全军团伤亡二四万人，损失部分枪支武器。

4月25日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分兵三路西进。

4月26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总部电告所部：红军主力经曲靖寻甸元谋西进，“图渡金沙江”，罗炳辉部(红九军团)“掩护其右后侧”。

4月28日 蒋介石急电龙云将金沙江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材料全部毁灭，以防红军渡江。

5月2日 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团街。是日召开干部会议，博古报告渡金沙江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央军委部署分三路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经武定、元谋，抢占元谋以北的龙街渡；红三军团经寻甸、团街，抢占洪门渡；军委干部团经禄劝抢占绞平渡（后称绞车渡）。红五军团殿后掩护。

5月3日至9日 5月3日军委干部团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占领绞平渡，并伤渡成功，川军江防大队不战而溃。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渡过一个团、但水流太急，不便续渡。红一军团在龙街渡架设浮桥，但江面太宽，敌机轰炸骚扰，架桥未成。为迷惑敌人。仍在龙街被佯作架桥渡江姿态。当敌军向元谋奔集时，红一、三军团急奔绞平渡。在当地船工支援下，利用六只渡船，时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绞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渡江北上的决定性胜利。5月7日，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掩护任务后，在会泽(东川)以西的树节渡过了金沙江，并按中央军委指示，在江边向巧家一线警戒。

中央红军渡江后，于5月8日围攻会理城。10日晚，红军第一次爆破会理西北城角未成。14日，第二次爆破会理东关城墙亦未成。会理玫守战历时七天七夜。

5月11日 蒋介石在昆明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策定封锁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部署，命令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渡；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红军夹攻，以解会理之围，然后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之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防红军南下；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陇江两岸筑碉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沿金沙江右岸筑碉防堵。

5月12日 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邦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参加者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讨论了今后行动，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

5月15日 中央红军撤离会理，沿安宁河谷北上。17日，红军前锋到达德昌，守敌许剑霜旅前哨营与红军刚一接触，即败退西昌。红军经德昌，绕道西昌，向大渡河急进。

5月15日 蒋介石在昆明电令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自川南率部于十日内赶赴大渡河布防，并拨二十一军、二十四军各一部归其指挥调遣。

5月20日 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我野战军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19日晚，红一军团到达泸沽。是日中午，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在泸沽红一军团司令部传达军委关于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的指示：以红一师一团为先遣队，军团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由刘伯承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直上冕宁，通过彝族区，迅速抢占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又以红二师五团和红三军团十一团组成佯动部队，由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越小相岭，经越西，向大树堡挺进，心吸引富林之敌，保证主力从安顺场渡河。

5月21日 红九军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于是日至西昌城北的礼州〔距西昌城五十华里)与红三军团留守部队会合，并接替三军团防务，担任全军后卫，以掩护主力抢渡大渡河。至此、红九军团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转战千里之后，与主力会合了。

5月22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从大桥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冲途为彝民所阻。下午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彝族沽基家头人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杀鸡饮血，结为盟友(兄弟)。后与小叶丹等同返大桥宿营，再钦血酒。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从青杠关出发，在彝族同胞的配合协助下，于是日下午在海棠歼敌两个连，活捉越西县长。

5月23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再次进入彝区，深受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当晚到达查罗，消灭当地民团，弄清安顺场敌情。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经晒西关，至大树堡，消灭守敌一连，夺得渡船一只。红军在大树堡佯作渡河准备，扬言“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

5月24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决定夜袭安顺场，于是日午后从查罗出发，晚10时赶到安顺场，消灭安顺场守敌两个连，夺得渡船一只。

是日，中央军委纵队由冕宁出发，经大桥，过彝区，至拖乌宿营。

5月25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红军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和对岸敌军阻击，自安顺场强行渡过了大渡河。后续部队陆续渡河，扩大战果，巩固阵地。

是日，中央军委纵队由拖乌到查罗。

5月26日 是日上午中央军委纵队抵达安顺场。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且渡船缺少，大部队不能速渡，中央军委决定：以渡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为左路军，由林彪、罗荣桓指挥，沿河西岸北上，主力随左路跟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

是日，红军佯动部队由大树堡向安顺场转移。

5月26日 蒋介石偕宋美龄、顾问端纳由重庆飞赴成都“督剿”红军，参谋团亦随同移驻成都。蒋介石声称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吹嘘四川军阀是“再世的骆秉璋”。

5月27日 蒋介石命令以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和川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二路军第五纵队，以李韫珩、刘元璋为正副司令官。28日，薛岳电令刘元璋除留一团守备西昌外，主力向泸沽、冕宁追击红军。

5月28日 中央军委命令左路军于明日夺下沪定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关于占领泸定桥的部署，电三、五、九军团。

5月29日 红军左路军先头团（红四团）击破敌军阻拦，以一天一夜急行军二百四十里的速度，赶到泸定桥西头。是日下午四时，红四团一营二连二十二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冲过铁索桥，攻占东岸桥头堡。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右路军亦攻击前进，至铁丝沟、石门坎，与增援泸定城之敌一个旅遭遇，待敌击溃，于是日晚与左路军会师沪定城。

5月30日 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沪定桥渡过了大渡河，到达泸定城。是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泸定桥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

一、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区；

二、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5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6月2日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从泸定城出发。继续北上。接着在天全河击溃川军杨森部的堵截，占领天全、芦山、宝兴等城。

6月12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四团自硗碛村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山——夹金山，在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6月14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1935年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6月17日 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6月18日 中央红军全部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等，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

6月20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3日 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中断电讯联络。

6月26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有雪山、草地，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北上“站不住脚”；并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仕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中央决定。

6月27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的卓克基。

7月1日 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后，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杂谷脑(今理县)，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行动，并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对中央慰问团实行封锁。是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2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雷山——长板山。

7月2日 红二十五军在定家沟口全歼杨虎城警一旅。毙伤敌军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枪千余枝。

7月6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7月7日 中央红军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岗（又名仓德山）。

7月9日 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

7月10日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尔盖，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红军俘敌三百余，缴获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

7月18日 在张国焘策动下，陈昌浩提出“集中军事领导”，否则“无法顺利灭敌”，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

7月18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中旬 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转到外线作战，前锋直达西安南面之王曲、杜曲、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西安为之震动。在子午镇鄂豫陕省委从《大公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并继续北上。省委在子午镇以西的佛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当前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北上，牵制敌人。会议决定在陕南留下部分红军，由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陈先瑞领导，华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向甘南挺进，以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上。

7月中旬 自5月上旬以来，至7月中旬，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等指挥下，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先后攻占延长、延川、签定、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等六座县城，歼敌五千才人，至此胜利地粉碎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打通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的联系。陕北主力红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根据地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万。

7月21日 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组织问题，对张国焘反对北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希望他改正错误，共同北上。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是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豁为红军前放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兼)，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叶剑英任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个、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5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酌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

7月26日，皮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肯定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说中国红军虽然“不得不离开江西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对以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上。

8月1日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交界的凤县双石铺，歼灭敌军四个连，俘敌少将参议。接着，红二十五军进攻天水，因敌增援。乃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挺进通渭，威逼静宁，进抵静宁城北五十里之兴隆镇。红二十五军转战甘南，但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确切消息，于是鄂豫陕省委在兴隆镇决定去陕北，会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8月3日 由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施。鉴于敌已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红军不得不改变松潘战役计划，改向夏河流域前进。是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指出松潘战役已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域发展之局势”。

8月5日至6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参加沙窝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等。

会议讨论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所造成的局势和当前任务。5日，政治局草拟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6日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

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功在西北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决议号召党和红军，与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8月15日 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北出夏河、洮河流域，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有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左路军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且决定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同右路军靠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