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德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研究

美、德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第2期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加强，一国传统的劳资关系体系面临挑战，未来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同还是趋异，一直是劳资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从美国和德国劳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劳资关系带来冲击，但全球劳资关系并不会融合为单一的模式，各个国家劳资关系发展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劳资关系发展的前提是党和政府在三方机制中居主导地位，当前的劳资关系需要进行适时调整，以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劳资关系体系。

一、引言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个名词引入经济学的历史并不长，一般认为它起源于演化经济学对技术变迁的解释，其核心思想是技术的发展受最初设计和应用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诺恩（North，1990，1994，1997）将路径依赖应用到制度变迁，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受历史选择的制约，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在制度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劳资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心制度（鲁塞弗尔达特，1995），从理论上说也应该遵循这种路径依赖。

学术界普遍认为可将劳资关系体系粗略分为“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两种。如Lester（1992）将不同国家的劳资关系区分为个人主义的“英／美”模式和集体主义的“德／日”模式；Michel（1993）将劳资关系划分为“英／美”模式和“莱茵／日本”模式并且观察到这两种模式在工会、工作实践和工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试图从历史变迁角度对美、德两国劳资关系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这两个国家在劳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二、美国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

（一）政党与工会的关系

美国劳资关系受工会与政党的关系影响较大，虽然从历史上看，美国两大政党都不代表也不重视劳工阶级的利益，但传统上，民主党同共和党相比，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国家政策上，对工会都要更友善一些。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工会也一直作为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力量存在，它不仅提供庞大的政治经费支持，而且通过各级组织为民主党竞选进行动员。

（二）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资关系的发展

1．美国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路径导向起着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并没有参与大量的事务，它通常不裁决公司层次上的劳资冲突，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在工会、公司上影响也比较有限。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劳资关系三方机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它除了对劳资关系进行直接干预外，还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这可以从美国劳资关系的劳动法律变化看出来。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政府在劳资关系立法方面制订了广泛而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法规，影响着劳资关系发展的方向，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以下几部立法：（1）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瓦格纳法），该法是迄今为止对工会与雇主关系影响最深的一部法案。它在工会组织程序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对员工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给予法律上的有力支持。在该法通过后的1935—1947年间，美国工会会员人数从约300万人增加到了1500万人，某种程度上说，该法助长了劳资双方之间的敌对而不是合作。（2）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塔夫特—哈特利法），该法重新平衡了集体谈判中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工会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并且默认了雇主聘用、解雇、培训和晋升非工会成员的权利。依据此法案，在劳资纠纷危害国家利益时，总统有权终止罢工80天，以利劳资双方冷静处理。（3）1959年颁布的《劳资报告和披露法》（兰卓姆—格里芬法），该法案对保护工会成员的权利，防止雇主和工会官员腐败、欺诈等行为作了较详尽的规定，标志着美国政府参与处理工会内部事务的重大转变。

2．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工会的力量由强变弱，非工会化企业迅速增加

二战后的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同时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会员率和集体谈判覆盖率都明显提高，1955年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成立，标志着工会力量的进一步增强。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欧、日本经济的复苏及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企业的竞争压力明显增大，新型雇佣方式和创新型工作组织及人力资源实践开始被引人工作场。雇主在国家劳动法规的袒护下发展了偏向雇员利益的个人政策，并不断完善工会避免技巧，导致70年代非工会化企业迅速发展；另外，服务行业和高科技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及年轻人的弱工会意愿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非工会特征，经济环境的变化表明美国原有的强化工会权力、强调劳工利益的劳资关系体系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美国的劳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三）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劳资关系的发展

1．美国政府政策延续了弱工会的局面

1980年大选后，里根当选为总统，共和党控制了国会，里根政府的自由市场哲学反映出清晰的反工会立场。有两例政治事件突出表现了共和党反对工会的态度，第一例是里根总统在当选后的第2年解雇了具有工会会员身份的空中交通控制员，而以非工会成员取而代之；后来他又任命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5个席位中的2个，从而加速了工会力量的削弱（Gross1996）。里根政府之后，共和党人再次掌权，老布什政府在保护劳权方面非但没有积极举动，反而降低了劳工部和美国联邦仲裁与调解局内部劳资合作项目的等级，这些均明确表示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与罗斯福新政时期支持工会集体谈判的态度已经是大相径庭。

1993年初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出于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关注和对工会的亲近，劳工问题重新回到国家议程，并由戈尔副总统负责推动对联邦政府劳资关系制度的全面革新。1993年建立“未来劳资关系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鼓励劳资合作，改善受法律约束的集体谈判绩效，协调解决工作场合的劳资冲突问题；同时还建立了“玻璃天花板委员会希望打破就业市场上种族与性别隔离现象，提倡公平竞争；在传统劳工法制方面，民主党国会议员还提出了《工作场公平法》草案，希望重新平衡劳资双方力量。但由于民主党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失利，这些改革未能成功，劳资关系体系中弱劳工的格局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劳资关系的发展对80年代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产生了路径依赖。

2．经济竞争加剧进一步强化了弱工会、强雇主格局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间经竞争压力加剧，美国企业通过引入质量圈、目标管理、团队建设、职业规划等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以及转包、外包、新建企业的无工会化和撤消工会等方式不断削弱工会的谈判力量，结果导致工会的数量和工会密度不断下降。如表1所示，工会的密度从1973年的23.5％降到了1990年的15.5％，这种情况延续整个20世纪90年代，1999年工会密度降至13.4％。企业中非工会现象的普及，导致美国劳工同他们的欧洲伙伴相比，在诸如退休金、健康医疗、失业保险等方面较少满意。另外，劳资双方收入差距也明显成为美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如1965年美国CEO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25倍，2005年则达到了265倍。

（四）当前美国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工会仍然全力支持民主党的竞选，但民主党并没有如愿获胜。2001年共和党人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沿袭了其父亲的反工会政策。虽然“9.11”后，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布什政府对劳动政策有所重视，但远远没有令美国工会满意。因此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工会投入了空前力量来帮助民主党，除了给民主党捐款之外，工会还给予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但最终小布什以有争议的微弱优势获得连任。后来共和党又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美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全部集中在共和党手中。总体来说，布什政府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支持大企业、压制劳工运动以及各种不利于劳工的政策，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中任命保守派委员，借以限制劳工组织的发展。

K

由于美国最大的工会劳联—产联长期以来在工会组织建设和集体谈判方面没有创新，面对雇主的非工会化策略过于软弱，引起了工会中激进派的强烈不满，2005年7月劳联—产联内部的两大工会（卡车司机工会和服务雇员工会）连同另外5家工会从劳联—产联中分裂出来，组成变革谋胜利工会联盟（ChangetoWinUnion），并将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工会间的团结与跨国合作、提高薪金和福利标准等方面。

综上，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自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工会力量开始减弱，工会成员数量和集体谈判的覆盖率在传统部门出现了下降，并且集体谈判开始从行业层次向公司层次转移，而雇主力量则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尽管美国工会始终在进行反思和变革，并力图在同雇主的集体谈判中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美国劳资关系已形成了明显的非工会化和自由主义特征，美国劳资关系在以弱工会、强雇主的“冲突型”道路上正渐行渐远。

三、德国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

（一）政党与工会的关系

二战以后德国被分为两个国家—东德和西德，由于西德在德国统一后劳资关系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西德的劳资关系。同美国工会和政党的松散关系相比，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民主党创造了德国工会运动的开端，为德国工会运动提供纲领和组织保证，并培育德国工会运动成长壮大。1949年的《集体谈判协议法》规定德国工会必须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组织，工会不允许直接向任何政治党派捐献基金。但由于工会领导人和干部大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并且工会有权利任命政府官员到政府委员会和劳动法庭、社会安全部、邮局和铁路委员会等代理机构参政议政。因此，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依然密不可分，并且工会在更多情况下是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集体谈判来达到其主要的社会目标。

（二）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劳资关系的发展

1．德国政府在劳资关系体系中主要发挥监督和仲裁作用

按照西德1949年《基本法》的规定，政府主要发挥监督和仲裁作用，不对集体谈判直接进行干预，但政府通过修订和完善法律体系达到了规范劳资双方行为的目的。详细的立法基础和周密的冲突规制成为德国劳资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德国的劳资关系立法影响较大的包括1949年的《基本法》、1951年的<煤钢企业共同决定法》、1952年的《工作章程法》、1956年《共决法补充法》和1976年的《共决法》等，这一系列法律，对于维护工会权利、消除劳资矛盾、形成稳健的企业内部均衡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法律规定职工享有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监事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从而为劳动者维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律规定罢工者和被解雇者不能从失业救济金中领取失业金，促使劳资双方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从而限制了罢工次数，使德国的劳资冲突相对其他西方国家都要少很多。

2．经济繁荣与和谐的劳资关系相辅相成

二战以后，西德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德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60年代初，西德经济超过英法，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70—80年代，西德的这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带来工人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一段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低，工会会员率高、集体谈判覆盖率高，如表l所示，1970年德国的工会密度达到了32％。劳资双方均认识到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种共赢，一方面，德国协调的劳资关系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另一方面，德国经济的繁荣促使劳资双方的关系更加融洽。与美国劳资双方间的“冲突型”关系不同，德国劳资双方则以友善的“社会伙伴”关系而闻名于世，这一阶段劳资双方形成的稳定关系奠定了日后德国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

（三）20世纪90年代德国劳资关系面临的冲击

1．东西德统一后，就业问题成为和谐劳资关系发展的瓶颈

1990年7月1日东西德统一，许多原东德工厂代表成为工厂委员会成员，原西德的《工作章程法》在全德国成为共同遵循的法律。然而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经济繁荣之后，一些负面现象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和失业现象增加。如原东德地区在经历了1992—1994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开始滑坡并转向低速，按1991年可比价格计算，经济增长速度从1994年的10.0％、1995年的5.4％下降到1996年的2.0％，就业问题成为历次大选各党派之间争论的焦点。1998年执政16年之久的科尔总理在大选中失利，并被其竞争对手施罗德戏称为“失业总理”，后者竞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虽然该届政府是左翼政府，但施罗德却是其中的右翼并且奉行“第三条道路”，因此他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基本走的是右倾路线，主要举措是通过推动劳工联盟、督促工会和企业主的合作、自动限制工资上涨速度等手段，以达到创造和维持就业的目标，并出台了促进青年就业的“10万青年就业岗位创造计划”。尽管如此，施罗德政府仍然未能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德国失业率始终维持在10％以上，较高的失业率已经成为困扰德国乃至欧洲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国工会地位和力量的下降。

2．经济环境恶化凸现集体谈判的缺陷

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在世界上具有强竞争优势的重工业被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所替代；规模较大的公司开始在一些战略问题的决策如生产选址方面倾向于集权；工会难以吸引特定人群的工人，如年轻工人、服务业低收入的工人和高技术行业的白领工人，工会成员密度的持续降低，这些问题被失业的增加（尤其在东德）所加剧，如表1所示，德国工会密度也呈持续下降趋势。

此外，由于德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企业间的盈利水平也有很大不同，而在德国行业层次的集体谈判中，工会却往往以本行业效益高的企业为衡量标准，没有综合考虑地区、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企业不断抱怨为此而付出的较高的工资成本，雇主则要求集体谈判由行业层次转向工厂层次，以增加经营的灵活性，德国集体谈判的一些缺陷逐渐显现。

由于工会不想由于彼此间的恶性竞争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它们被迫增加相互间的合作和组织上的合并。如前东德工会—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FDGB）最终决定解散并请求其成员加入到隶属于德国工会联合会（DGB）的工会中；1997年10月，6个德国工会决定和另一个合并，DGB的成员由15个减少至11个，目前形成以两个主要的工会—德国化工行业工会和德国金属行业工会为中心；除了在工业部门的合并外，进一步的重组还发生在服务行业，2001年3月，5个服务部门工会合并为德国统一服务行业工会。

（四）当前德国劳资关系发展的路径依赖

2002年连任的施罗德政府提出全面改革经济社会的“2010议程”，该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强调私有化进程；增收节支，削减国家各类补贴和税收优惠，减少失业救济；严格退休制度，延长退休年龄等，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引发多次抗议示威，特别是在社民党基层和工会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德国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甚至出现失业人数创新高的难堪局面。2005年11月组成由联盟党和社民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表示“2010议程”对德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措施，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革福利保障体系”作为本届政府的主要目标。

同时，德国工会也在积极努力寻求出路，如德国总工会引入“开放条款”，允许个别工厂的工会自行与雇主协商，订立适合其工作场特性的工厂协议。“开放条款”使雇主在工作时间安排、加班、起步工资、缩减年度特殊津贴、降低基础工资等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决定权。由于薪金和工资向来被认为是德国行业水平集体谈判的核心内容，因此德国工会在引入开放条款的时候非常谨慎，力图避免因“开放条款”而导致行业层次谈判的恶化。

总体来说，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白二战后逐渐形成，稳定与和谐成为其劳资关系发展的主旋律，具体表现为：（1）较高的行业层次的集体谈判。周密而有条理的法规体系保证了集体谈判的健康开展，并且集体谈判协议经常被扩展到该地区或部门的非工会成员。2003年德国劳资双方的集体协议覆盖大约一半的德国企业和3／4的雇员，并且大部分是行业层次协议，虽然有些企业没有被集体协议所覆盖，但也沿袭了原有工资和福利协议的方向；（2）坚持工厂层次的共同决策。具体表现为雇员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和有雇员代表参加的监事会。虽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工会力量的减弱，但工厂委员会和监事会却及时对这种趋势进行了有效补充。因此，德国的劳资关系总体来说比较稳定，罢工次数一直很少，德国工会也没有经历会员人数和密度的大幅度下降（表1所示）。

四、结语

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起源等方面存在历史上的差异，从而使一国的劳资关系体系具有“历史上的重大差异”（KateandDerbyshire，2001），但是，劳资关系发展并不是没有规律可言，美、德两国劳资关系发展的实践说明这种路径依赖的存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一方面，应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进行适时变革；另一方面，劳资关系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Dee1999，Lane2000，Jackson2001）。我国工会组织实行的是一元化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将是中国劳资关系向前发展的路径依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一些非国有企业出现工会组织程度较差、工会参加比率较低、集体协议签订率不高、职工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现象，劳资关系迫切需要及时调整，如重塑工会代表权，完善地区性和行业性的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会干部的培训，建立和健全劳动法规，规范和完善集体谈判机制等，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照抄照搬，而应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体系。（李向民 邱立成）

第二篇：城市经济区划研究城市发展路径探讨

城市经济区划研究与探讨

摘要：城市经济区划研究是用以城市为核心的一体化视角探讨经济区域划分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日趋鲜明。在这些趋势背后必然蕴含着一定的规律趋势着区域城市空间一体化的发展。总结和发现这些规律，用来指导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在经济区划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城镇体系中具有巨大吸引力。探索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是目前中国城镇化前进和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区划历史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经济区划在我国经济区划体系中存在和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城市经济区划的经验，探索我国城市经济区划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关键词：经济区划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

一、中国经济区划的历史沿革

我国早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就提出了当时所谓的“大三线”建设，并将中西部作为重点发展地区，形成经济地带，但城市的中心地位却仍然受到抑制，缺乏独立的经济自主权不能超越行政所赋予的权限直接同其他城市和地区发生直接经济联系，这种情况知道改革开发之后才逐渐得到缓解。这一阶段我国基本不具备实施城市经济区划的空间基础和条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国务院调整了经济区划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开始重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而1987年的“七五”计划中提出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方法对我国城市经济区域划分影响最大。“七五”计划提出要在以往经济协作的网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伤害经济区，东北经济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京津唐地区，西南四省区和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以省会城市和一批口岸与交通要道城市为中心的二级经济区网络，发展以省直辖市为中心的三级经济区网络。随着我国城市及周边区域发展地位越来越突出，“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条件，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十一五”计划中又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将7大城市群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大纲中。

二、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存在的问题

经济区划分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中国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经济区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愈加凸显。由于城市是区域经济的节点，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城市发展不再是过去单一孤立的发展阶段。若干大城市地区互相重叠，渗透，融合，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城市与城市周边区域组成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城市群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主体。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向外围地区拓展，城市与城市外围融合发展成为了一种自然发展的趋势。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若干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的都市区，城市经济区和城市经济密集区的一体化发展已经出现。然而我国城市经济区划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1）我国城市经济区域一体化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城市经济区划方案或多或少

存在着被行政行政区划束缚的问题。各地方政府追逐各自地方利益，忽视

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效果，不顾经济区的整体利益。现有的区域合作模式，比如论坛，联系会议都没有得到制度保障，使区域合作容易流于形式，仅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而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合作的地方政府之间大都是平级关系，彼此独立的行政决策使区域内部信息的交流共享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没有刚性的约束制度，经济区域合作自然流于形式，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

（2）基础层次的城市经济区划缺乏深入研究，全国性的区划方案大都是以分析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为主，小城市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考虑，所以在以中小城市发展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区划没有得到足够的空间发展。缺乏中小城市研究，使得我国城市经济区划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成为城市经济区域发展的重要障碍。

（3）我国城市经济区划或多或少存在着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协作特点，对市场经

济要求体现不够，国家从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指导，城市经济区被动朝向指定方向发展，导致经济区的地域性和经济协作特点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4）我国我国城市经济区划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也给区划研究和区划方案的提

出带来了许多问题。虽然我国城市经济区划方案很多，但理论之间缺乏共同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方案之间彼此无法互相说服。

三、国外城市经济区划的经验

城市经济区划在国外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值得借鉴的方法与经验，并在很多国家成为区域统计的标准体系。国外城市经济区划方法一般分为以都市区划分和以都市区为核心的更大范围的城市经济区划分两类。而城市中心的划分又分为三类，一类是加拿大，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以都市区为中心。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化地区为中心。三是以葡萄牙为代表的以就业区为中心。

城市经济区划方法一般都是首先通过人口规模、就业水平和交通状况来确定城市核心，然后通过经济联系寻找与中心密切联系的外围区域。由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通勤时代，通勤指标易于获得，同时它又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因此目前国外对于经济联系的衡量所采用的指标多为通勤指标。也有很多过久认为商品流可以用来衡量经济联系，但是由于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此不是作为研究经济联系指标的首选。城市经济区划中设计通勤区，就业区的划分一般由劳动部门和统计部门来进行，综合性的规划区和都市区的划分由规划部门，产业部门参与进行，同时大学学者和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区划分工作中。区划主要要于社会经济分析和劳动力市场分析。

四、城市经济区系统的框架

城市经济区划的作用对象是城市经济区系统，研究城市经济区的概念，特征是合理进行城市经济区划组织的基础。其实城市经济区是功能区的一种，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区域利益从而形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关系。功能区内地区间相互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城市在主导。经济区域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占统治地位，此时贸易流动不发达，在广泛的范围内分布着一些小城镇，影响范围小，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很弱，大量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孤立存在，彼此之间无法联系。此时各个城镇各自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并无真正意义的区域经济存在。第二阶段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地域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逐渐冲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开始在利

益的驱使下在一定区域内进行流动，地区之间开始出现劳动分工，谋求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地域较好，有足够优势的城镇开始发挥其集聚经济的效益，中心城市开始出现。中心城市依靠周围中小城镇吸取劳动力以及生产原料，今儿扩大发展。此时经济区处于中心集聚阶段。第三阶段随着地区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加强，外围地区逐渐得到开发。外围地区不仅以它的资源支持原本形成的中心城市的发展，而且开始分担中心城市溢出的功能，进而促进外围地区的新发展。第四阶段，外围区域逐渐发展并扩大，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城市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区，单一中心城市逐渐转变为不同层次的多中心城市，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分担，城市之间有明确分工，谋求最大利益的城市经济区。因此每个城市经济区都是由中心城市及围绕其运作的相对稳定的外围地区组成的，每一个中心城市都有与之等级层次相对应的吸引和辐射区域，形成从上到下的具有完整结构的城市群。越是大城市，其影响范围就越大，其所在城市经济区的范围可以与其他城市经济区产生交集。区域的中心城市对比其层次低的城市具有吸引作用，低等级服务业以及分配到的资源也比高等级城市分配到的资源低。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等级从属关系的城市经济区等级系统，低一级的城市经济区总是从属于与高等级城市的吸引范围中，城市经济区系统也因此形成一种纵向联系，明确分工协作的城市网络结构。在我国，目前形成了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大中城市为节点的第一层次城市经济区，以各省会为核心，在其吸引范围内集聚的若干中小城市群形成的第二层次经济区。城市经济区内个组成部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此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不断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外围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这样，原有的小城市成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成为大城市，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区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再到多种的转变。经济区内的城市得到不断发展，各自的职能也得到不断提升，从而使经济区内的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经济区进一步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区由小到大，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五、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

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建立在对城市经济区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下。因此城市经济区的城市核心和功能一体化决定了城市经济区功能一体化原则和中心性原则。由于中国城市经济区划方案缺乏对话平台，彼此之间无法说服。缺乏基础性研究是我国城市经济区划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需要自下而上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划。因此城市经济区划原则为：功能一体化原则、中心性原则、边界原则、自下而上的原则。

（1）功能一体化原则

城市经济区的功能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联系，而经济联系又带动空间上的联系。功能一体化原则具体表现为经济中心与吸引范围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分工与协作原则。经济中心与吸引范围相结合的原则来自与对城市中心性的认识。中心城市利用其集聚效应对其外围地区形成强烈的影响，并吸收利用外围地区所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本。而外围地区通过接受中心城市溢出的产业，发展自身，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外围中小城市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城市结构。区域分工与写作原则是在于强调地区之间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通过利用每个地区自身的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发挥自身的长处，城市之间相互协作，促成利益最大化。对我国城市经济功能一体化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区发展阶段不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都市群已经成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起到枢纽性的关键作用。我国的城市经济区研究大都集中在这三大都市群。而其他

地区的经济区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东部大多数省区的大中城市比较发达，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东部城市群功能一体化已经进入一个较高阶段。而中部地区基本正在进入城市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在空间上正在出现城乡相互交错，界限模糊的形态。并向着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方向发展。但中部城市群存在部分省会城市首位度偏高，其他城市地位不够突出的现象。西部城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以小城市为主，主要是地级市城市呈孤岛式发展，城镇之间联系较小，辐射能力弱，核心城市偏少。

（2）中心性原则

我国的城市经济区划的中心根据各地区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两种选择：一是以都市区为中心，二是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在功能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城市经济区划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联系的枢纽。枢纽地位使得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核心和重要驱动力。各种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源汇集于此，成为城市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这是城市经济区划中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二是中心城市要具备一定的发展规模。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区的发展，城市经济区的中心必然要经历从城市到城市群的转变。

（3）边界原则。城市经济区的界线与行政界线不同。有学者认为城市经济区的界线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存在过度地带，处于边界的地区具有多重归属，所以不可能也不必要严格的画出具体界线。我国目前关于城市经济区的方案都没有给经济区划分明确的界线，都是以长江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命名。而另有学者认为经济区应该划分界线，并且与行政界线保持想通，并可以根据经济联系的现状对行政区界线进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城市经济区的边界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条过渡带。过渡带的大小受中心城市影响力的约束。现实当中一个地区受中心城市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城市的干扰。中国的经济区划受行政区划的约束和影响非常大。在我国目前的行政区经济下，经济中心和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经济职能从行政区分离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在保持城市行政经济一定完整性的前提下，使某些区域适当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做一些可操作的尝试。

（4）自上而下原则

我国的经济区划由于资料的限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础城市经济区划，缺乏基础城市经济区划的共识，使得我国过去自上而下进行的城市经济区划缺乏对话的平台，彼此之间无法说服对方。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城市经济区划的问题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区划一般都是以行政基本但与自下而上地来进行城市经济区划。城市经济区划分的过程一般都是根据城镇化人口规模标准选择中心城市，并确定中心城市外围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经济区。然后根据单中心城市区的不断反战和相互作用，形成多中心城市经济区，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城市经济区划。

参考文献：

[1]刘本盛著 2009中国经济区划问题研究2009 中国软科学

[2]沈雪潋著 2012中国经济区划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2012西南财经大学

[3]王婷婷 著 2007基于非覆盖理论的综合经济区划研究2007西南交通大学

[4]周一星 张莉 著 2003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2003地理学报

[5]魏崇辉著 2006 行政区划窠臼内的中国经济区划2006特区经济

第三篇：企业劳资关系现存问题研究

企业劳资关系探析

摘要：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劳资关系是最基本利益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劳资间利益的公正与合理分配是展开有效社会合作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就我国目前现实情况而言，劳资双方利益分配失衡，主要是劳方权益受损情况时有发生，劳方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劳资关系显失公正。因而劳资冲突常常难以避免。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以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因而研究劳资关系失衡以及其对策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劳资关系失衡

一、企业劳资关系现状问题研究

学术界对劳资关系现状研究主要是从不和谐的劳资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问题角度出发研究的，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劳动合同层面的劳资关系失衡

梁永郭，王海莉（2010）认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是产生劳资矛盾的首要问题。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确立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责任、义务的协议，是劳资关系方面的最基本的法律契约。而我国目前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低。①隋海燕（2008）则指出，在民营企业雇主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在那些劳动环境比较危险、企业安全保障措施比较差的企业，企业主往往通过不签订劳动合同逃避责任。即使签订劳动合同，其签订率也较低。同时，民营企业劳动合同质量不高，经常存在必备条款不全、协商条款随意，有些合同部分条款违法等问题。普遍存在合同条款有不平等内容现象，有的甚至还制定了“生死协议”和歧视妇女等违法条款。②各个学者们提出的合同签订问题在我国私营企业雇佣关系中确实比较突出，特别是每年大批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他们而言，拖欠工资后讨薪艰难，缺少的有力证据就是当时未签订一份合格规范的劳动合同。

（二）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比较严重的劳资关系失衡

这类失衡表现在一些企业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且增长慢；劳动环境差甚至安全无保障。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每月加班加点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高婷（2011）指出，许多民营企业仗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每周五天工作日的新工时制熟视无睹，双休日两天以上的民营企业仅占三分之一，有的企业员工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完全不能休息。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的员工工资水平本来就很低，只有发达国家的二、三十分之一，又由于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部分民营企业不仅以企业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且常常以各种名义克扣、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向雇主讨要工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劳资纠纷不断。③再就是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紧缺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生产环境恶劣，生产设备简陋，员工在缺少社会医疗保障的前提下长时间从事高危工作，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劳动安全形势严峻。

（三）社会保障难以实现。

陶婷婷、刘蔓琪（2011）认为，尽管近年来劳动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了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方面的义务，并且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方面的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也不断增强。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中，要真正落实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总是存在着诸多不令人满意的问题。特别是在数量众多、组织结构形式多样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复杂的用工关系，导致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难以实现。④隋海燕（2009）则指出，一些民营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有一些单位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甚至拒绝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直接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②从目前案例看,一些私营

企业遵守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意识相对滞后,对所招用的人员不愿办理劳动用工手续,不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外地劳动者更为严重。当劳动者遭遇医疗、工伤事故时极易导致劳资关系的恶化,引起劳资争议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

（四）民主管理层面的劳资关系失衡。

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其职能主要是谈判、维权。杨萍（2010）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工会没有随之调整并强化自身职能,反而在私营企业受到了严重挑战。一般私营企业主认为工会是对其管理权威的不必要的干涉,与自己会存在对抗因素,同时为了减少工会费用的支出,从而抵制工会的建立。即使有些私营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职能,因为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力量不均衡,缺乏独立性,工会干部又属于企业员工,其个人利益受企业的控制。⑤朱哲（2008）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一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我国虽然也在私营企业实施了工会制度,但工会最主要的职能谈判、维权的能力极度弱化。一些私营企业工会的组建率表面看来增长很快, 但加入工会的雇工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极低,加入工会的雇工通过工会解决劳资争议的更少；另一方面雇主组织发展更迟缓。雇主组织是代表雇主一方在劳资关系集体谈判中维护雇主利益的社会组织。⑥由于我国私营企业主面对的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劳工群体, 雇主主导劳动力市场局面的长期存在,雇主缺乏强大的对手,没有组织起来的外在压力。因此,雇主阶层特点是群体发达、组织状况不良,很多雇主也只对加入为企业提供商务服务的行业协会有兴趣,一些雇主则采取变相弱化工会作用的方式寻求自己利益的实现。

二、我国企业劳资关系失衡的原因分析

在这一研究领域，各学者们结合国外劳资冲突的理论，立足于当下中国国情，从多学科多角度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我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原因。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引起的劳资关系失衡

这些学者从市场要素价格理论出发，把劳资关系失衡的根源归结为劳动力要素供大于求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其认为在我国农村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和有限的就业机会之间形成明显矛盾，劳动者天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现状有一定的必然性。赵向昌（2011）认为从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来看，劳资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所以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形式将长期存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⑦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改观。唐夏韵（2011）则从劳资双方力量博弈角度论述了，目前从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是典型的“相对的弱资本与绝对的弱劳动”。⑧所以在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下，许多私营企业主在利润的驱使下，不顾我国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漠视甚至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比如随意加大工人劳动强度、恶化劳动环境、压低或拖欠劳动者工资等。从而造成了诸多劳资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制度缺失、政府监管不到位以及执法力度不够是劳资关系失衡的外在原因

隋海燕早在2008年就提出过，制度缺失是产生劳资矛盾的根本原因。由于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国家未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的劳资关系体制, 尤其是集体谈判制度还未完全建立，这导致了劳资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②再加上一些地方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盲目追求GDP的增长导致了劳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王海莉、梁永郭也提到，制度供给的缺失及执法力度不够；劳动法在一些死因企业中得不到有效执行；劳动仲裁机构不健全、不完善；这些都导致劳动者在劳资双方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劳资矛盾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①

（三）工会维权职能不到位、劳动者自我保护法律意识薄弱是劳资关系失衡的内在原因

众所周知，工会在一个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当劳资双方发生利益矛盾冲突时，由于劳资力量对比上劳方相对弱势，这时工会就可介入其中参与协调斡旋，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而我国一些私营企业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被充分发挥,使得劳方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王维（2011）提出在许多企业,工会的独立地位未得到保障,工会职能的缺失,导致一部分劳动者对其缺乏信任,相当多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临时工对是否参加工会抱无所谓态度,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缺乏工会组织的劳动者在资方面前的弱势地位。⑨另一方面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的提劳动者自身在企业中的主观能动性未很好地发挥，表现在自身维权意识差，也造成了劳资关系失衡，使劳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三、构建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措施研究

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如何在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同时又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劳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关于构建和谐企业劳资关系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企业内部着手，私营企业主要转变观念，注重劳资关系双方的互利共赢；而劳动者要从自身做起，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自觉通过法律以及工会和相关组织维护自身权益。李培林认为，员工要清除落后的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理念，尊重和理解雇主劳动，提高自身素质；工会组织要重视宏观参与，积极通过与政府和企业三方协调机制，对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雇主与职工的协商机制，形成企业劳资关系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要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劳资双方提供多种学习培训机会、规范劳动力市场，搭建劳资双方的信息交流平台。⑩这一观点高度概括了在当前协调我国企业劳资关系的正确做法，所以理应继续引入国家干预，把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博弈真正落到实处。二是从企业外围的劳动力市场，各个组织，相关法律以及制度层面为协调劳资关系提供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袁凌、李健（2010）认为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保证员工的工资由市场决定，实现私营企业的剥削限定在合理的程度上，才能为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奠定基础。⑾刘金祥（2011）认为集体协商是劳资关系双方沟通协调的基本形式和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当前劳动者联盟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通过集体议价的形式能够集聚弱小的劳动者力量以争取与强势资本的平等对话。⑿因此加快建立、健全和改善基层工会组织,维护基层工会组织,维护基层工会的独立性,大力发展行业(产业)工会,有助于雇工劳动权益的保障。常凯主张首先需要制定和完善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中心的劳工政策，其次通过完善劳动法制实现劳动关系的相对平衡。通过劳动法律规制，来增强劳动者的力量，形成相对平衡的劳资关系力量对比态势和机制，减少劳资冲突。李鸿、胡宁（2010）从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三方协商机制各级组织形式和推动劳资双方自主协商，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主体各自优势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强化性措施。强调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劳资双方组织化：要引入政府的干预，把三方博弈真正落实好以实现劳资双方关系和谐。⒀

参考文献：

[1] 梁永郭，王海莉.构建私营企业和和谐劳资关系的措施的探析 [J].经济研究导刊，2010 年第30期

[2] 隋海燕.构建和谐民营企业劳资关系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 高婷.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企业管理，201

1[4] 陶婷婷、刘蔓琪.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劳资关系略论[J].云南大学学报, 2011年第24卷第1期

[5] 杨萍.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问题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4月第29卷第2期

[6] 朱哲.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8年第8期

[7] 赵向昌.浅议私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之构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11年1月第10卷第1期

[8] 唐夏韵.完善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1年7月

[9] 王维.国内外劳资冲突管理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1年第2期

[10]李培林.劳资关系之文化调整初探［J］.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2期

[11] 袁凌、李健.中国企业劳资关系内在属性及冲突处理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2月第24卷第2期

[12] 刘金祥.多元化路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1月

[13] 李鸿、胡宁.当前协调我国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对策建议[J].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

企业劳资关系探析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2011级教育经济与管理 姓名：宫淑清

学号：112120403007

第四篇：保山市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保山市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保山市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保山市农业要加快发展就要全面实现从传统型低效率向现代化高效率农业转变。本课题结合保山市近年来农业发展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保山市现代农业实现更大突破的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保山市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制定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使保山市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保山市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形势发展告诉我们，保山市农业农村的发展再不能应循一贯的老路子，必须创新机制，寻找途径，走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

一、保山市农业农村发展现状

保山市共有5个县区，72个乡镇，901个村委会，8565个自然村，10937个村民小组，516214户农户，农业人口有216万人，劳动力128万个。全市农业人口主要分布于山区、半山区，自然村落规模小，数量多，人居环境较差，其中山区、半山区自然村738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86%，农业人口149万人，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68.9%。

近年来，保山市进一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业农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013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67亿元，农业总产值达16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39元.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119万吨，油菜产量达到6.7万吨。茶叶、蚕桑两项重点产业增效突出，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59.28万亩，茶叶总产量达到3.19万吨；桑园总面积达到14.31万亩，蚕桑实现农业产值1.12亿元。甘蔗种植面积54.42万亩，总产量达到204.7万吨；蔬菜种植面积43.3万亩，产量达到46.1万吨；全市水果种植面积14.75万亩，水果产量达到8.65万吨；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5万亩，产量1.6万吨；甜柿种植面积6.3万亩，产量1.4万吨；莲藕种植面积3.5万亩，产值4亿元。石斛、草果、食用菌、红花、木薯等特色产业培植不断推进，逐步形成地方性经济增长亮点，为农民增收发挥了支撑作用。

农机装备总量达到17.98万台（套），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570个，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到113个，农产品总产值达到66亿元，农产品加工增加值达到17.4亿元。从业人员3.3万人。9家企业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7家企业申报省级财政扶持项目。

虽然保山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离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还有很大的距离，与全面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保山市广大农村经济还较贫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因素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如化肥、农药、农膜、燃油等）居高不下，农业生产成本偏高；二是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破坏严重，特别是广大山区、半山区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增加收入，不但没有培育出来好的生物产业，还导致许多珍贵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几乎达到“坐吃山空”的地步，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生产效率低，主要还是小农经济模式，农业产业化、机械化水平不高。

二、现代农业政策概述

（一）建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机制，努力夯实现代农业物质基础

1．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落实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灌排泵站更新改造、中小河流治理，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覆盖范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大雨水集蓄利用、堰塘整治等工程建设力度，提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加大财政对小型水库建设和除险加固支持力度。及时足额计提并管好用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加快落实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的政策。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2．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统筹规划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重点支持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适时增加新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加快推进以城市标准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场建设。加强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冷冻贮藏、分级包装、电子结算。健全覆盖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力培育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民网店。继续实施“北粮南运”、“南菜北运”、“西果东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启动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示范区创建。支持供销合作社、大型商贸集团、邮政系统开展农产品流通。

（二）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１．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按照增加总量、优化存量、用好增量、加强监管的要求，不断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办法，加快让农业获得合理利润、让主产区财力逐步达到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继续实施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支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启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缓释肥料使用补助试点。完善畜牧业生产扶持政策。

２．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满足农户信贷需求，加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加强财税杠杆与金融政策的有效配合，落实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稳定县（市）农村信用社法人地位，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探索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新模式，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鼓励国家开发银行推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强涉农信贷与保险协作配合，创新符合农村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和融资工具，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农业相关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

３．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新农村建设。各行各业制定发展规划、安排项目、增加投资要主动向农村倾斜。引导国有企业参与和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事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管护费用补助等政策。落实公益性捐赠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支出所得税前扣除政策。鼓励企业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三、保山市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探索

（一）重点支持优势农产品开发、着力打造宿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围绕花卉、蔬菜、食用菌、粮食等初具规模的四大产业，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立足现已形成的规模生产基地，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增强产业发展内在引导力；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广泛吸引更多、更大、更趋的产业化项目落户宿迁。四大产业主动依托相应的龙头企业开展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增强市场竞争力。根据不同的情况，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的发展，实现与四大产业对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专业化生产和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同时，研究并善于利用绿箱政策，从而推动宿迁农产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政府要舍得投入健全农村市场体系，下决心发展物流产业。发达的物流产业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现代农业的安全保障和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建立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狠抓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政府财政支农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强。但是，目前宿迁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地地区。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这都导致农业投入不足。要建立“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尽快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继续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步完善办法、健全制度。要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

（三）探索新型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经济的发展历来要以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为前提条件，否则，就难以避免菜贱伤农、农民毁菜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可以是个体农户，也可以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业企业，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尝试对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把现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转移给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留原有的行政组织的职能。对原有的农村供销社，也应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之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要大力发展各种中介组织，进一步壮大农业经纪人队伍，增强现代农业活力和影响力。

（四）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方面效果显著。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是十分必要的。普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扩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规模，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努力把广大农户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积极发展种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经营主体。采取各类支持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支持工商企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乡土人才创办现代农业企业。

（五）不断创新新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拉高农业产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