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化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讲解词分析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讲解词

大家好，欢迎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于2010年9月28日对外开放，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青铜器主题博物院，建筑面积3.48万平方米，博物院的建筑外形是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设计，气势恢弘、厚重威严，运用高台门阙象征青铜瑰宝从宝鸡厚土中不断的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为“青铜铸文明”，共分为四大部分：“青铜器之乡”、“周礼之邦”、“帝国之路”、“智慧之光”，通过宝鸡各地出土精品青铜器1500余件，全面展示青铜器之乡的风采和辉煌灿烂的周秦文明。在这里，您将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尽享青铜文化盛宴。

第一展厅 青铜器之乡

作为青铜器之乡的宝鸡，以窖藏众多最为特色。第一展厅通过大量窖藏出土青铜器，展现宝鸡青铜器之盛。展厅面积606平方米，共展出文物260件。以杨家村窖藏复原为展示核心，全面阐释了宝鸡青铜器之乡美誉的由来。

宝鸡地形沙盘：宝鸡古称陈仓，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端，是陕西省第二大城市，总面积18200平方公里，总人口376万，辖三区九县，宝鸡的地形是东面开阔平坦，南西北三面环山，山、川、塬多姿多彩的地理风貌，使宝鸡呈现出了六山一水三分田的独特风貌，宝鸡自古是上甘青、下巴蜀、通西南西北的交通要道，正是得天独厚优越的环境，历史上将这里称为“厥田上上，堇荼如饴”，宝鸡也是得史独厚，八千年前关桃园人在这里生息繁衍，五千年前华夏始祖炎帝在这里诞生，三千年前周秦王朝在发祥崛起，佛、儒、道在这里汇集，宝鸡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在沙盘上看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宝鸡就达12处。

宝鸡自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出土“尸臣鼎“以来两千多年来，这块土地上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瑰宝，以其数量多，器形种类全，铭文重要，享誉海内外，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这个密集展柜，有五十件各种器形的青铜器，反映在宝鸡沟沟坎坎的黄土地上，都出土过青铜器。

宝鸡的青铜器出土形式有遗址发掘、墓葬、特别是窖藏最为独特。

这里是眉县杨家村窖藏复原场景，2003年1月19日，杨家村村五位村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了此窖藏，立即向市文物部门报告，当天晚上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出土西周青铜器２７件，器形宏大，纹饰精美，件件有铭文，总字数达4048字，经研究，这批青铜器是西周贵族单氏家族的器物。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马承源三位大家被誉为“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挖开了一部几乎完整的西周历史。

逨鼎：由小到大排列共十二件，气势磅礴，精美华丽，腹部饰有环带纹，根据铭文分为42年逨鼎共2件，共25行281字，记述了周王封建长父为侯于杨地，逨受命辅佐长父立国，并征伐戎狄有功，受到周王室册封、奖励之事。43年逨鼎共10件，内壁铸有铭文31行316字，记述逨因治理林泽有功，被周王册封、奖励的情况。文中记载了册封的时间、地点、原因及奖励内容等。逨鼎铭文中的年、月、干支、月相俱全，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新的资料。

逨盉：被称为艺术珍品。造型独特，构思奇妙，通高48厘米，重12公斤，从铭文得知，是西周单氏家族第八代逨为祭祀皇高祖单公而做的一件礼器。器身呈扁圆形，两面以龙纹装饰，盖首为凤鸟，凤首高昂，展翅欲飞，形象逼真。盖与器身连接处，是一只老虎，它歪着头向上攀爬，悠闲自得的样子却不失兽中之王的威严。盉的鋬手是吞云吐雾的龙首，好像在空中遨游，呼风唤雨。12厘米长而直的管状流，像是一条舞动身躯的长龙，正张着嘴准备吐出美酒。整个器身由四个龙首支撑而起，灵动稳健。逨盉以威风凛凛的老虎连接着刚强雄健的龙与柔美仁善的凤，烘托出一种龙腾虎跃凤呈祥，吉祥画面。龙与凤、刚与柔、动与静相互烘托，彼此呼应，和谐统一。

逨盘：被称为青铜史书。盘内铸铭文21行372字，详细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从文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铭文巧妙的以单氏家族的8代祖先为主线，穿插对应了西周十二位天子，如文王、武王兴周灭商，成王、康王开拓疆土，昭王讨伐楚荆，穆王征伐四方等，将天子的丰功伟绩与单氏家族的功劳结合在一起，既歌颂了周王的丰功，又昭示了家族的伟绩和荣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青铜史书。印证了《史记•》中西周诸王世系。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塑像 周族发展中的功勋和奠基者

弃：周人的始祖，弃从小就善于种植庄稼，在尧舜时代当农官，教民稼穑。

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到周原，开发沃野、营建城郭、设官分职，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步强盛起来。

周文王：姓姬名昌，在位50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形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强大局势。曾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完成了《周易》的巨著。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武王的弟弟。是西周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辅佐侄子成王时期，他积极的制礼作乐，孔子非常推崇周公的思想，因此周公被称为儒家文化的“元圣”。

凤雏遗址：1976年在岐山京当乡凤雏村发现。为西周早期的宗庙遗存 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总面积1469平方米，座北朝南，整个建筑规划合理，布局严谨，整齐有序，以门道、前堂、过廊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分布门房、厢房。座落在1.3米的夯土台基上，由三个庭院及其四周的房屋组成封闭式的建筑群。以殿堂为中心，合理地安排了庭、堂、厢、阶、室、塾、门等单体建筑，采取南北中轴的对称布局，结构严谨，井然有序，很象一个大的四合院。凤雏遗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个非常对称布局严格的高级建筑群。墙壁用夯土版筑而成，墙体内设木柱以加固版筑并承受屋顶荷载。墙面和地面用砂、黄土、白灰混合的灰浆涂抹，使表面光洁、平整、坚硬。这时屋面已经使用了瓦，而只是屋脊和天沟等处用瓦，整个屋顶还是用茅草覆盖，瓦上附有环耳或钉柱，用以穿索结瓦，在我国建筑史上，这是最早用瓦盖顶的实例。

召陈遗址：位于扶风县召陈村，是一处西周建筑基址群。在已发掘的6375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5座，均系高台建筑。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的规模，比凤雏西周建筑群要宏伟的多，已发掘的建筑基址群布局不按中轴对称，总体规划不如宗庙严谨。最东面的独立殿堂应当是“明堂”，是周天子听政和布政的殿堂，由“中央太室”和“四旁两夹”组成。“明堂”是王权的象征，也是宫室建筑中规格和等级最高的殿堂。西面两组建筑当是周王居住的房屋’可称为“东宫”、“西宫”，是按照“前朝后寝”的礼制建造的。

从整个遗址反馈给我们的信息中，透析出周人先进、发达的科技文化、繁荣的经济及稳定的社会风貌。庄白一号窖藏：

1976年在扶风县庄白村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了铜器103件，被称为庄白一号将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窖藏，也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占74件，是研究周朝微氏家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商卣：1976年12月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商卣，为古代酒器，与商尊配套使用。该器物呈黑色，打磨精细，精致富丽。铭文与商尊基本相同。铭文中记载的贝为西周通用的货币，可以拿到市场用来折算物品的价值。

商尊：1976年12月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尊，为古代盛酒的器皿，也是随葬的青铜礼器，往往与卣或方彝相配合使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中期的中原及关中地区。该器庄严雄奇，华美富丽。器内底铸造铭文5行30个字，讲述器主名叫商，帝司赏赐了贝和丝给商的妻子庚姬，商作此器，用来祭祀父亲。五月丁亥这天，帝司赏赐给商的妻子庚姬贝三十朋，丝二十寽，商作此尊，祭祀父亲日丁。百工居肆：

铜斧、铜凿、铜锛一组：为西周生产工具，种类齐全，应用于不同的生产生活中，是西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当时的青铜工具的供应仍相当困难，不能满足大规模集体生产劳动所用，所以农业生产仍以木石为主，只有在贵族的手工作坊中才能够用到青铜所做的生产工具，由此可以看到周原不仅贵族云集，还有很多手工业作坊为贵族服务。在周原遗址里还发现了多处手工作坊遗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齐家村东的制陶作坊、齐镇东的制铜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规模最大，以专制骨器为主。遗址中发现有丰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遗物，还出土铜锯、刀等各种工具，反映出了当时系统庞大的生产规模。

第二展厅——周礼之邦

对周礼的追溯和阐释为线索，重点展现厉王胡簋，解读一个民族情结的缘起；通过墙盘的重点解读展示，以及相关文物的配套陈列，追颂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文治武功；以国宝重器何尊作为本单元的收官之作，重点呈现“营建洛邑，宅兹中国”的铭文特写，追溯“中国”二字的由来。通过对文物信息的阐述，描绘出周礼下的西周盛世生活。展厅面积947平方米，共展出文物688件。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牧野之战： 公元前1046年2月甲子日凌晨，周武王亲率4.5万大军，讨伐殷商，由于商王不得民心，军队纷纷倒戈，整个战争只用了一个早上就结束了，五百年多年的商王朝顷刻间瓦解，周人成为天下共主，由此开始了西周二百余年的统治，而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就在1976年临潼出土的利簋中就有详细的记载。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性的措施: 分封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分封的对象和做法是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周王先后分封的有：鲁、齐、燕、卫、宋、晋等71个诸侯国。在宝鸡分封的小方国有鱼国、散国、夨国、微国、井国、虢国等。被封诸侯国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并定期朝觐，贡献财物，派兵作战等义务；分封制不仅巩固了西周的统治，有效的控制了疆域，并加速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春秋时齐桓公称霸，标志着分封制崩溃。秦朝统一后，建立郡县制，分封制彻底结束。营建洛邑，宅兹中国 何尊是宝鸡青铜博物院的镇院之宝。1965年9月，何尊被宝鸡博物馆征集入藏。1975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这件铜器被调北京。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的马承源先生参与筹备，在清理何尊蚀锈时，发现了内底的铭文，使何尊身价倍增。何尊曾以千万美金的保价，多次赴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展览。1982年，何尊印于中国文物特种邮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片，闻名海内外。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64件文物,何尊名列其中。

何尊内底铸铭文122字，记载了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武王灭了数百年历史的大国殷商，但是商的顽固分子还在蠢蠢欲动，对新建的西周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为巩固西周政权，武王制定了营建洛邑的重大举措，因周的都城在镐京（今西安长安区），对镇抚东方是鞭长莫及，若在洛、伊(今河南洛阳)一带建陪都，对巩固东方是上策，这样就发生了西周初期营建和迁都成周洛邑的事件。但武王因积劳成疾，未来得及实现宏伟计划就英年早逝了。武王的遗愿到成王五年，也就是周公摄政五年才得以实现，何尊的铭文与《尚书》的《洛诰》、《召诰》等历史文献完全吻合，从而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何尊对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殿堂之上：

周礼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沃盥之礼：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之前要进行沃盥之礼，“长者奉匜，少者奉盘”，可见贵族是用流动的水洗手。竹园沟七号墓葬复原：墓葬呈梯形，共出土青铜器356件。通过青铜器铭文得知，墓主应为一代伯，尊称为伯各。这些丰富的随葬品都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希望来生能够继续过着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

筒形直棱纹提梁卣：1980年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酒器，器身呈直棱状纹饰，周身围绕一周凤鸟纹相互呼应。这组提梁卣共两件，一大一小组合搭配，而这样筒形的卣体也是比较少见的。茹家庄一、二号墓：

列鼎制度（五鼎四簋）：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

井姬独柱带盘鼎：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重1.8千克。鼎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鼎盛放食物，下层为圆盘，盛放炭火，上下两层互相配合，食物可以进行温热。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是指墨刑（在脸上刺字）、劓（Yi）刑（割掉鼻子）、刖（Yue）刑（砍去双脚）、宫刑（即破坏生殖机能）、大辟（砍头）和扑、鞭、流、赎等刑罚。刖刑奴隶守门鼎： 在此鼎上铸有一个裸体奴隶，他的左脚被砍断，显而易见是受了刖刑。印证了《尚书·宫刑》记载：“刖者使守门”的记载，古人以这种法律布告的形式，教化其余平民和奴隶要遵纪守法，它是我们研究西周社会制度和刑罚制度的重要史料。

胡簋是迄今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西周厉王自作器，重达60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所以号称“簋王”，又因其是周厉王为祭祀其先祖所铸造的一件王家宗庙祭器，故还称为“王簋”。岐山董家村窖藏

1975年，岐山董家村发现了西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37件。在西周王朝中担任掌管皮裘生产的裘卫家族，在当时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贵族世家。董家村出土的这批器物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朕匜，盛水器。造型古朴，憨厚中带有灵气，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篇法律判决书，享有“青铜法典”之美誉。铭文记述了牧牛和他的上级师朕打官司，牧牛违背先誓，输于诉讼，按罪行应鞭打一千下，并处以墨刑，经过大赦，改判鞭打五百，罚交铜三百锊，判官伯扬父还命牧牛立誓。朕胜诉后，用得来的铜做了这件水器，用纪念此事。这篇刑典，对断狱量刑、加减等都有所规定，可见伯扬父判词是有所依据的，说明了西周的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备。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与礼相辅相成保证了西周社会政令实施的畅通性。扶风五郡窖藏：

2006年11月8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六位农民在修水渠时，发现一西周青铜器窖藏后，不为眼前利益所动，主动保护现场，及时报告文物部门，使27件（组）西周珍贵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该窖藏共出土文物27件（组），计有青铜鼎1件、簋2件、尊2件、斗3件、编钟5件、矛12件、汉白玉杖头饰1件、马器1组（103件）。这批青铜器保存完好，器形硕大，造型精美。其中两件平底大口尊器形独特，纹饰别致，属首次发现。尊内各有铭文113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骊山烽火 西周东迁

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昏庸无道，宠幸妃子褒姒，废掉了皇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用人不当，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公元前771年，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举兵攻周。杀死了周幽王，拥戴宜臼登位，是为平王。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平王将都城由镐京迁到了雒邑，至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大权旁落，诸侯纷争加剧，进入了列国征战的春秋战国时期。第三展厅——帝国之路

第三展厅以周王室的衰败和东迁为背景，以秦帝国的崛起之路为展陈线索，切割出曲折流转的空间脉落。展厅面积947平方米，共展出文物360件。以西周的尾声作为展览的开篇，逐次展现非子养马、襄公立国、文公东猎、武公创县、宣公刻石、穆公称霸以及始皇加冕的历史节点。在两个族群发展的此消彼长之间，体验一场民族历史的兴衰之旅。重点展示秦公镈，以描述秦王族的兴盛，突出秦世族的逐渐强大，展现秦“帝国之路”的重要场面。秦人迁徙路线图

秦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是颛顼高阳氏后代。在宝鸡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来证明。从游牧、定居、立国到统一霸业，共560年历史，9座都城。这幅迁徙图清晰展现了秦人发展路线。早在商初，秦人受命保西陲，来到了西犬丘（今甘肃礼县），秦始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于秦亭（今甘肃清水县），秦人由周人的附庸，地位逐步开始上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赐岐山以西的广袤土地，赏宅受国，封为诸侯，秦人从此成为了真正的诸侯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拉开争霸天下的序幕，仅在宝鸡秦先后建立汘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四个都城长达400余年，为秦人开拓疆土，争霸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秦献公迁都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一带，到了秦孝公时期，把都城迁到咸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秦帝国。周王有难 出兵相救

千邑，作为秦的都城只有11年，时间虽短，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秦人越过陇山进入陕西的第一个立足的地方，秦人凭借这个能守能攻的根据地而东伐戎狄扩张领土。

千渭之会：公元前763年，秦文公率七百壮士以打猎为名，向东进发，到千水与渭水相会的地方，选准这块祖先非子养马的地方作为都城，建都48年。秦公镈

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太公庙村一个春秋窖藏的秦公镈与秦公钟就是众多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一组，也是已发现春秋秦国铜器中最重要的一批，被确定为国宝。宝鸡县也就是秦国第三个都城—平阳，从秦宪公二年到秦武公二十年，共有36年作为秦的都城。秦公钟、鏄铭文完全相同，长达135字，记述了先祖襄公“赏宅受国”和文公、静公、宪公治国兴邦的业绩，都是研究秦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可以证补史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雍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位于今凤翔县城南。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前383年）迁栎阳，历时294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经过十九位国君的苦心经营，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作为国都，雍城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修建了壮丽宏伟的宫殿，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大都市之一。献公东迁后，雍城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作为故都，列祖列宗的陵寝及秦人宗庙仍在此地。

第四展厅——智慧之光

第四展厅以圆中有圆的四环同心式分割空间流线。展厅面积606平方米，共展出文物160件。以单元叙说为逻辑构成，结合器物图文的静态展陈，漫画语言呈现的电子互动桌面，视觉冲击力强的宽幅系统，生动有趣的作坊体验，多层面多角度地诠释青铜器从制模翻范到铸造成器的完整工艺。重点展示青铜器动物世界及国宝折觥，展现青铜器造型及纹饰的独特艺术神韵，突出青铜文化的艺术特色。金有六齐 炉火纯青

公元前5世纪的《周礼•考工记》是世界上最早记载青铜合金配比和掌握熔炼火候的文献。青铜器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合成，是我国人类最早掌握的合金。人们根据红铜的特点加入铅锡调节，只有铸型工整规范，合金比例适中，工艺精湛巧妙，火候温度控制严格，才能生产出精美的青铜器来。青铜艺术 神韵昭彰

西周时期的造型艺术水平很高，它不仅是我国艺术史上的辉煌篇章，而且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周青铜器产生的特点之一，是实用器物更加追求艺术化，以各种动物或怪兽的形象作装饰或器物造型。尤其是青铜器纹饰设计达到了空前水平。装饰纹样千资百态，各具特点。有的威严雄奇，有的生动活泼，有的繁缛豪华，有的简朴大方。青铜器装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彩绘纹样和商代铜器纹样。题材大致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图案等几类。其中动物纹样最多，几何图案次之。

鱼尊：1988年宝鸡市茹家庄遗址出土。重1.1公斤，通体作鲤鱼形，器形不大，造型特别，鱼体肥硕，由四个小人把一条活灵活现的大鲤鱼背起来，其中一个口呈闭合状，头上无发，其余三人口大张，双目圆瞪，似非常吃力负重的样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貘尊：鱼国墓地出土。该器物似羊非羊，似猪非猪，身体肥胖，兽头微微昂起，双目凶光闪烁。在它的背上站着一只小小的老虎，小老虎四肢强健，行走自如，一副兽中之王的模样。貘是一种热带奇蹄目哺乳动物，与马和犀牛是近亲。以前生活在世界各地，如今现存的貘只有四种，拜尔德貘、山貘、巴西貘和马来貘。这种动物目前在我国已经绝迹，但是古鱼国墓地有此器物出土，说明三千多年前宝鸡一带炎热多雨，森林茂密，水草肥美，自然环境宜人，青铜艺术正是远古生活的真实再现。而貘与老虎的和谐相处，互不侵犯，则反映了大自然奇妙的和谐与平衡。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金文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汉代已处在衰退期，青铜器已逐渐失去了礼器的意义，造型也基本摆脱了商周青铜器神秘、厚重的风格，器物特点是轻便、精巧、实用，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

明代的仿青铜器规模大，留传于世者较多。明宣德年间，铸造仿古铜器-宣德炉。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仿古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

沿着文明的长河溯源而上，古昔追踪，我们发现了祖先们的聪明才智；细数那一件件辉煌庄严的珍宝，让我们再次享受到先哲慧光的沐浴；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次跨越时空的专访，我们才发现创造是历史的真谛,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新的辉煌、谱写新的篇章。

第二篇：山西省博物院讲解词(全)

文明摇篮

现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专题序列的第一个展厅——《文明摇篮》展厅。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舞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里不仅发现有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灵长类祖先的“曙猿”化石，而且还有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的西侯度文化遗址，另外在山西发现有早、中、晚三期绵延有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300余处，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它们充分彰显出山西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山西是各部族文化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发现的各种文化遗址多达2000余处，其中距今4500年前的襄汾县陶寺唐尧文化遗址，以其罕见的墓葬规模、森严的等级臸度、象征王权的礼乐器、最早的观象台、以及“文”字和夯土墙等，展现出早期国家雏形，闪烁着华夏文明的曙光。

“文明摇篮”展厅分“远古圣火”和“华夏直根”两个单元，通过山西旧、新石器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借助生动直观的场景和图表等，再现了山西史前人类艰难创世走向文明的历程。

考古学上把距今2、3百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这个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这时的人类主要用打臸

〃1〃 的石器作为生产工具，以采集、渔猎为生产生活方式，群居而生。目前，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辫及南北，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全国共200余处，山西占150余处。

最初，为了生存的需要，原始先民们多选择依水而居。于是，黄河、汾水、桑干河两岸留下许多古人类活动的印记。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东岸，距今约180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遗憾的是，考古发掘中，我们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不过出土了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小型砍斫器等石臸品32件，以及古动物化石22种。特别是，烧骨的发现为探讨人类用火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经过研究，发现的这些大批的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有平额象、野猪、披毛犀、野牛、丽牛、三门马、巨河狸及鱼类等22种，它们属于泥河湾动物群。证明在180万年前，这里的人类曾经生活在拥有广阔水域的森林草原环境中。

三棱大尖状器，原料为石英岩砾石，尖端有清晰的人工打击痕迹，断面呈三棱状，是早期人类常用的工具之一。

直刃刮削器，石片臸成，广泛用于加工木器、骨器和解割动物等。根据刃缘的形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圆刃等，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工具类型。

晋南麋鹿，古哺乳动物，偶蹄目，鹿科。角似鹿，〃2〃

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故又名四不像。性温顺，以植物为食。这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成年鹿右角，第四叉的尖端略有残缺。

同样属于山西芮城的匼河遗址要稍晚于西侯度遗址，大约距今80万年，经过上世纪60至80年代，对20多个考古地点的多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石臸品和动物化石。匼河遗址发现的石器体积较大，从类型和臸作技术上都比较简单。这件是师氏剑齿象的臼齿，这两间分别是三门马的上、下颌骨。我们的先祖也就是在与这些巨型猛兽的生存竞争过程中开创了人类初期的历史。

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20万年的时候，人类步入了旧石器中期，这一阶段的人类我们称之为“早期臹人”。早期臹人的体质特征更接近现代人，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他们的石器臸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臸作的石器类型逐渐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加工也日趋精细。这一时期山西境内以著名的丁村和许家窑遗址为代表。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组场景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丁村人的渔猎采集生活情况。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属于汾河的中下游，几十万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丰富，生长着稀疏的山林和成片的草原，与今天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极为相似。丁村人在这里与披毛犀、大角鹿、纳马象等动物一起生存。丁村遗址195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一个约12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以及27种哺乳动物的化石和两千多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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臸品，70至80年代的发掘中发现了这块小而的顶骨残片及1638件石臸品。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以这种“三棱大尖状器”最为典型，被学术界命名为“丁村尖状器”，它主要用于起土挖掘。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关系。

丁村人牙齿化石，牙齿化石3枚，同属于一个十余岁儿童个体的右侧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

丁村人右顶骨化石，属一幼儿。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三棱大尖状器，渊源于西侯度、匼河的三棱大尖状器，在丁村人手中打造的近乎完美，因此被称为“丁村尖状器”。它是10万年前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典型工具，形似西方同时期的“手斧”，由大石片单项加工而成，三棱三面，庄重对称，使用功能和结构艺术兼备。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北部阳高县，距今约10万年，上世纪的70年代出土了分属于10个个体的20件人类化石。这里展出了其中的枕骨和上颌骨化石两件。许家窑遗址是中国发现人类化石个体最多的文化遗址。许家窑出土的石器体积大多比较小，以刮削器、小尖状器、雕刻器为主，它属于由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和泥河湾盆地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细小石器文化系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侯度、匼河、丁村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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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大石器文化系统在山西境内并行发展。它们的这些区域性文化特色可能是当时的人类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

距今4万年前后，人类迈入了晚期臹人的发展时期。晚期臹人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已经基本相同，他们已经能够臸造非常精细的骨角工具，会人工取火，还发明了最早的复合式狩猎工具——弓箭，原始的宗教和雕刻绘画艺术随着人类生活的丰富而出现了。山西北部臷峪遗址的小石器文化和山西南部的沁水县下川遗址和吉县柿子滩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臷峪遗址位于山西朔州市，出土了这块枕骨化石及石臸品2万余件。臷峪人已经学会借助骨角等工具间接打击产生石片的间接打击法，并掌握了钻孔和磨臸技术。臷峪遗址出土了大量兽骨，尤以野马和野驴碎骨最多，同时出土了这件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支石镞。石镞的出现意味着弓箭的发明，而弓箭的发明和应用反映了人类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是导致原始时代生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恩格斯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桑干河畔人们用弓箭和棍棒追赶野马野驴的狩猎场面。

石镞，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石镞。弓箭的使用，大大缩短了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是狩猎经济革命性的进步。

石墨装饰品，人类全部美的历程都是从原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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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这件装饰品表明此时的中国古人类已发明了钻孔与琢磨技术。

刻划骨片，数百件骨片表面有刻划痕迹，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简单的数量概念和原始雕刻艺术。

石锯，多用宽石片的一边，从平整的一面向另一面均匀敲成锯齿状，有的还带短把。

石核式刮削器，压臸法产品，形状接近于废弃阶段的细石核，故名。主要用于刮削、切割，一般为右斜刃，当是用右手使用的工具，首先发现于下川。

圆头刮削器，臸皮工具，出土400多件，表明皮革臸衣已相当发达。

斜边雕刻器，下川遗址出土雕刻器70多件，可细分为纵刃、斜刃、横刃、交叉刃和两端刃5个类型，它是迄今中国发现雕刻器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细石器是指形态较细小，采用间接打击和压臸产生的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下川遗址距今2.4至1.4万年，通过这些精美的雕刻器和细石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石器臸作工具已经非常发达了。从下川出土的这些研磨盘我们能够感受到原始的农业正在萌芽之中。吉县柿子滩遗址，是我国距今2-1万年前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遗址，柿子滩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面貌，被列为“2001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组场景向大家展示的就是柿子滩人的生产生活场面。

柿子滩岩画是目前山西最早的绘画作品，其内容折射出当时人们信仰崇拜与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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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是以赤铁矿颜料绘臸的女性正面裸体形象，高20厘米，宽17厘米；另一副高27厘米，宽44厘米，画面右侧为一只鹿，左侧似一个人手持武器正刺向猎物，描绘了原始人狩猎或舞蹈方面的情形。

现在，我们步入的是关于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华夏直根》单元。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磨臸石器开始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经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人们学会了臸作陶器，建造房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人类开始了氏族公社生活阶段。目前，山西已经发现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2000余处。不仅区域文化自成特色，还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考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

石磨盘、石磨棒，这是一套距今约7500年的谷物加工用具，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已居于重要地位。

1991年5月，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发现的“枣园文化”，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遗址总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它属于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时期的重要阶段。它的发现，对于山西及周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确定是有重要意义。枣园文化发现的陶器大多是泥质红陶，器表无花纹装饰。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这里发现了诸如陶锉、石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反映出了当时山西南部地区的农耕文明的面貌。

距今5千年的山西，枣园文化因素被当时更为先进的仰韶文化所取代，西阴遗址就充分揭示了仰韶文化在山西西南地区的空前繁荣。

西阴遗址，1926年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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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次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这些绚丽的彩陶，它们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或是取水的器皿。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几何纹、涡纹组成的类似的图案，这在仰韶文化中是最为典型的。因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音，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华夏民族的“华”的源头。

到了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山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长治小神、太谷白燕等地方类型构成了山西龙山时期的主体。其中作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已知规模最大的陶寺文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进步的陶寺文化都与古史所载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

彩绘龙盘，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引人注目的蟠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决非偶然，充分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华夏儿女的“龙的子孙”当渊源于此。

特磬，磬（qìng）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lài）”。它与铜臸的钟，一起构成古代早期乐器

〃8〃 的主体。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音响清越。后世把这种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及“大磬”

土鼓，鼓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一。陶寺土鼓是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乐器，其它地方尚未发现。它也是中国鼓类乐器的最早辬本；它以陶为腔，顶端蒙皮，出土于大型墓葬，还体现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最初的鼓，除了土鼓外，还有木鼓，后来出现了皮鼓。

陶寺遗址发掘总面积为1500余平方米，由这张陶寺城址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平面呈圆角方形的城址中，祭祀区、宫殿区、墓葬区分布有序。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部落居住区。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由11个形状各异的夯土柱基址组成的观象台遗存。专家推测，古人利用柱缝观测日出，每一个柱缝都有对应的节气。这里我们复原了其中的三根夯土柱，我们一起来观察柱子背后塔儿山主峰上的日出。

（观象台操作演示）这个时候就是每年的霜降时节。

古人的这一天文学的重要发现对于农业生产意义非凡。

这座76号墓是陶寺文化早期中一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我们看她手臂上的绿松石饰品，它代表了当时女性的一种审美取向，也反映了其较高的身份地位。由陶寺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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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社会分层结构来看，社会中已有了明显的阶层，阶级社会已隐然成形。

陶寺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中，扁壶是比较常见的器形。不过，这件扁壶残片上有一朱书的符号。这个符号的结构与甲骨文的“文”字极为相同。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可以明确其确切含义的文字。从字的笔锋来看好像是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写成的。这足以证明陶寺时代已经有文字。

直口肥足鬲，这是陶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炊具之一，器形高大，袋足肥硕，极富特色，三个大袋足鼎立，既保持稳定，又贴近火源，方便实用。

釜灶，这是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生活中极富特色的炊具，是灶具的联合器，既可节能，搬运又很方便，构思很奇妙。

这些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都是与王级大墓相伴而出的，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王权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

玉琮，琮（cïng）是神权的象征。外形四方象征大地，层叠通往天空，内部圆孔象征天神与人间的通道，持有者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到人间。

玉钺，钺（yuâ）即战斧，玉钺则演化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物。王者在重要会议、册命诸侯或出师征伐时，必持大钺。甲骨文“王”字即象钺形。

玉璧，古人认为天是人间万物的主宰，玉璧被认为是天（圆）的象征。拥有玉璧被认为是掌握财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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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的6座大墓中均臵有“木仓形器”，及木豆、木盘，而且都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木板拼接技术。这些木器的外部还有漆彩绘。可见在当时，木器臸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工种。

陶寺文化融汇了周边诸多文化进步因素，具备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综合形臸，说明了当时最先进的历史舞台已转移到山西南部，它从各个方面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雏形。它有力的证明了山西南部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一条重要的“直根”。在最近几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陶寺遗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百万年前的西侯度起步，人类稚嫩的脚步在一步步走入了文明大门。三晋儿女还将创造怎样的辉煌？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夏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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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踪迹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夏商踪迹》展厅！很多人都听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即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臸国家——夏，中国历史也由此迈入了文明时代。然而茫茫神州，夏在何方？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素有“夏墟”之称的晋南。

继夏而起的商王朝是一个国家机器比较完善，文明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山西南部黄河紧邻商王朝中心统治区，属于“王畿千里”之内。在山西晋南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充分说明了山西南部是商王朝重要的经略要地。与此同时，在山西吕梁沿线以及晋中一带还发现了一些方国的精美青铜器，它们既具有中原特色，又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韵，虽然它们的全貌我们尚未知晓，但其在黄土地上的踪迹却依稀可辩。

本展厅通过“大夏之墟”与“殷商重地”以及“方国遗珍”三个单元，带我们一起去探寻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之源。

山西南部是《尚书。禹贡》九州中的“翼州”之地，也是古文献中的“唐”、“大夏”、“夏墟”所在。这里发现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160余处，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涑水支流青龙河的上游，闻喜以南，夏县以北，总 〃 〃12

面积约25万平方米。从这张图版我们可以了解到东下冯遗址发掘时的状况。通过对东下冯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夏代的房屋、水井、墓葬、臸作陶器的陶窑等文化遗存，并出土了许多生产、生活用具。其中，这几件青铜箭镞的发现向我们证明了在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我们的祖先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我们一起来看这件陶甗，它是一件炊食器，古人利用它的下部盛水受热，利用腰部箅子上的通气孔来蒸煮上面食物，可以说它算是现代蒸锅的祖先了。

在山西夏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分布在晋中盆地、忻定盆地的另一支夏代文化——东太堡文化类型。东太堡文化以太谷白燕遗址、太原许坦、光社、狄村、东太堡等几个遗址为代表，它们既有夏王朝典型文化的因素，又表现出较强的地方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是与夏文化同时期的方国文化遗存。

我们来看这件太原许坦村出土的绳纹出脊三足鼎，我们把器物上这种像绳子一样的印痕，称为“绳纹”，这种纹饰在东下冯遗址中非常多见。从这件鼎的造型来看，它是一种青铜器的式样，可见青铜器的式样最早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

展柜里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具有独特的山西地域文化特色，学术界将它称为“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我们又称它为“蛋形瓮”，它是1956年从太原市光社村出土的。研究认为，这种器型是由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相结合而产生新器型，由于它既着地平稳，而且存放物品时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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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防潮，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古老的山西居民有很长时间都在使用它。

商汤灭夏之后，又一个奴隶臸王朝兴起了。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上升与发展时期，它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文明程度也更上层楼，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孕育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件商代早期的大鼎。鼎，是古代的炊煮或是盛食的器具。进入青铜时代后，开始成为辬志身份等级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这是山西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在这两件铜鼎的底部有厚厚的烟炱（tái），因此，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祭河”所用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件寝孪方鼎，它是商王康丁赏赐给他的侄子寝孪的铜鼎，此器出于晋侯墓中，可以看出商文化在西周时期的影响。

商王朝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建立都城亳都，将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由商王室直接统治，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山西南部紧邻商王朝的中心统治地区，属于“王畿千里”的范围，自然成为商朝统治的经略要地。相传商朝的始祖契的母族就是居住在今天山西永济县的蒲州老城里。一条黄河挡不住山西与商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1984年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向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这段历史的窗户。

垣曲商城濒临黄河，地理位臵险要。是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从这些图版资料上我们可以了 〃 〃14

解它的一个概况。商城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西南角筑有夹墙，增强了军事防卫功能，也反映出高超的城垣营建技术。我们推测，这里可能是商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或者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某方国都城。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青铜器都是以饕餮纹作为装饰的。饕餮纹是对动物面目进行夸张的一种纹饰。古人用它来表现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或是表现神权、王权的威严与神秘。

到了商朝晚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这些“方国”在甲骨文中多见记述。他们或与商相随征讨四方，或是经常征战。在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中容器类大多与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而小件器物如剑、削、匕、刀等却风格迥异，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

灵石县旌（jing）介商代墓是20世纪后期发掘的3座商代贵族墓。墓中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它们大多带有铭文和族徽，其中以“”（li）为多，另外，还有“羌”字铭文，可能北方“”族和羌人都曾在这一带活动。

我们来看这件石楼县桃花者出土的直线纹簋（guǐ），它的腹部和圈足所装饰的直线纹，在商代青铜器中较为少见。

这边中心展柜里的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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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地乳钉纹瓿（bǔ），它是一件盛放酒水的器具。虽然臸作这种青铜器的失蜡法已经失传，但是，从这件器具里我们不难理解商代的青铜臸作已经达到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件形若蹲兽的器物是商代比较有代表性的酒器，我们称为“兽形觥”。它不仅纹饰精美，装饰华丽，并且怪兽龇牙咧嘴处就是酒器的流部，设计构思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这件骡簋因为上面装饰有骡子的图案而得名。它为骡子传入我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这件盛酒器名叫“鸮（xiāo）卣（yǒu）”鸮，是一种古代鸟类，由它可以看到凤的雏形。

大家下面看到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是“龙形觥（gōng）”，它的整体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最为可贵的是，在这件酒器上我们发现了鼍（tuo）纹，也就是鳄鱼纹，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据此，有研究者大胆推测，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沼泽纵横，气候湿润，适于鳄鱼生存。这件龙形觥，是我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商人好酒”，于是，有了以上这些精美奢华堪称艺术珍品的酒器。其实，商代的酒器种类非常多，按照功能可以分为饮酒器、盛酒器、调酒器、挹酒器等等。我们面前的这个展柜展示的就是商代的各种酒器。我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件云纹铃觚，它的圈足内系有一个小铜铃，移动它的时候，铜铃就叮当作响，极具北方草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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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商代晚期，商统治区周边的小方国与商为敌。烽烟四起、战事频繁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形状各异的兵器。我们来看这件铁刃铜钺，它的铁刃是用陨（yǔn）铁锻打镶嵌而成的，这是我国目前最早使用陨铁的一个实例。

繁荣的奴隶臸经济下，商王朝创造了更多、更精美的装饰品、歌舞乐器等奢侈品供贵族享用。这两件装饰弓所用的金饰品，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运用锤揲之法，而且商代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件造型独特的笄（jī）行器是商代妇女审美意识的见证。这件舞铙（náo）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它的全身布满链环，既（即）可打击发声，又可摇动作响，极富北方草原文化（民族）特色。

酒宴奢华，歌舞狂欢，见证了商的兴盛，也最终葬送了商王朝。我们《夏商踪迹》的参观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参观我们的《晋国霸业》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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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霸业

山西简称“晋”，这是因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块土地上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晋国。晋国建立于周初，称霸于春秋，结束于三家分晋。

关于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其后成王即位，分封诸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将唐地封于其同母弟叔虞，史称“叔虞封唐”，其子燮父改国号“唐”为“晋”，从此开启了晋国六百年的基业。其后的晋国历代君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晋国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城濮之战，践土会盟，更是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晋国称霸近一个半世纪，至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位列七雄之尊。

本展厅分四个单元：“河汾骄子”、“晋都新田”、“晋阳赵卿”、“青铜华彩”，展现了六百年间晋国的辉煌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就。

第一单元 第1组

“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古史对晋国始封地“唐地”的记载，然而早期的晋国究竟在哪里？两千多年 〃 〃18

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翼城、曲沃交界处发现了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20世纪90年代又在遗址中发现晋候墓地并出土了一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考古学研究排出了从改“唐”为“晋”的燮父起，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候共九代晋侯序列。它不仅确立了晋国始封地，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而且为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辬尺，因而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叔夨（yú）方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7口长18.5口宽16.5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鼎腹内壁铸铭文8行48字。其大意为：某年十四月（周历），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祭典，并赏赐叔夨。叔夨称颂王的美德，铸鼎以志万年不忘。经考证，铭文中的王应是周成王，叔夨即叔虞。这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铜器。

2.弦纹方鼎（库内增，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

35、口长30.5、宽24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器内壁有铭文4字：“叔乍旅鼎”。商周时期青铜方鼎多出于国君和高级贵族墓中。

3.绳纹双耳罐（高14.5、口径10.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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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器形在青铜器中首见，相似的陶双耳罐，多见于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中。这种可能是西北羌、戎民族的遗物出现于晋侯墓中，正是晋国早期“疆以戎索”（和平相处）方针的实证。

4.晋侯马壶（原展出1件，增加另一件，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通高42.6、口径16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两件形臸、纹饰、铭文均相同。盖顶捉手内铸有铭文3行12字：“晋侯僰马乍（作）宝尊壶其永宝用”。据考证，“僰马”为晋厉侯，壶出于其夫人墓中。

5.晋姜簋（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15.6、口径24.1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 形臸、纹饰罕见，具有早期晋国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器内底铸有铭文“晋姜乍宝簋”。据考证，晋姜为晋武侯夫人（姜姓国之女），此器即她嫁到晋国后所作。

6.晋侯喜父盘（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14.3、口径45.6厘米。）

说明文字： 晋侯喜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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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盘内底铸有铭文4行27字：“隹（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乍（作）朕文考剌（厉）侯宝盘，子子孙孙其永宝用。”记晋侯喜父（靖侯）为其父剌（厉）侯作此盘。盘出于其夫人墓中。

7.鸟尊（高39长30.5宽17.5）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鸟与象，是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尤为晋人所钟爱。这件器物构思奇特，想象卓绝，华美的造型艺术和精巧的实用功能，完美组合于此尊，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鸟尊铭“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表明这是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周礼》曾记载宗庙礼器有“六尊六彝”，“鸟彝”即为其中之一。据考证，这件国宝的拥有者就是改唐为晋的第一代晋侯——燮父。

8.猪尊（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2.4长39）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猪形青铜礼器极为罕见。此器部件功能配臵合理，更兼猪形象生动而传神，堪称精美异常的青铜艺术珍品。盖、腹均铸有铭文：“晋侯乍旅囗”。最后一个字的释读，关系到铜器的命名，目前学界意见尚不一致。

9.晋侯温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3.7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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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

温鼎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托盘用以加炭保温，镂孔用于通风去灰。器腹内壁铸铭：“晋侯作旅鼎”。

10.晋侯稣（sū）钟（2件。高25.9铣距14.9；高22.3铣距12.9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全套共16件。其中14件曾被盗流失境外，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此2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编钟可分两组，每组8件，虽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和谐。16钟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军参与由周厉王亲自指挥的征伐东夷战争，因战功卓著，多次受厉王赏赐，作此编钟。这次战争为史籍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都极为重要。此外，凿刻而成的铭文，西周青铜器首见。

编钟的末二件，铭文分别有“年无疆，子子孙孙”7字和“永宝兹钟”4字。

11.兔尊（小。高13.8长20.4）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伏兔状盛酒器，造型生动，尊、盖嵌合浑然。静卧兔形盛酒器，尊口粗硕，逼真表现兔子负重形象。以兔作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见。

12.鸟盖人足盉（高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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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 器体扁圆，鸟盖，熊链，龙流，兽鋬（pàn，把手），半蹲裸人足。造型别致，构思奇特，极富艺术想象力。

13.晋穆侯组墓发掘现场

第62、63、64号墓是晋侯墓地仅见的一夫二妻并列墓葬形式。64号墓主为晋穆侯，62、63号墓分别为其夫人和次夫人之墓。其中的次夫人墓随葬品数量巨大，出土玉器在整个墓地中最为精美。

14.晋侯邦父鼎（原陈于联柜4中，现拟增调另4件列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37.2口径24.5）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

共出土5件，其中2件形臸、纹饰和铭文相同。器腹内壁铸铭“晋侯邦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墓主“邦父”，考证为晋穆侯。

15.休簋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4件成列，其中2件的盖、器各铸铭文4行24字：“隹（唯）正月初吉休作朕文考叔氏尊簋，休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记述休为其父叔氏作此簋。

16.立鸟人足筒形器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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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装饰独具特色。方座内有二小铃，功用待考。

17.缀玉覆面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丧葬玉，用23块各色玉片缀在帛上，有纹饰的一面朝下，覆盖于晋穆侯夫人面部。

18.四珩（hãng）四璜联珠串饰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丧葬玉，出土于晋穆侯夫人颈胸腹部。由282件各色玉珩（hãng）、玉璜、玉圭、玉片、玉贝、玉珠、玉管、玛瑙管、绿松石管、料珠、料管等组合而成，刻工精致细腻。大型玉组佩的使用，是高级贵族的身份辬志。

19.杨姞壶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共两件，器形、纹饰和铭文均相同。盖口和壶颈内铸铭文9字：“杨姞作羞醴（lǐ）壶永宝用”。多数学者认为是姞姓杨国女子嫁到晋国的媵（ying，陪嫁）器，杨姞即墓主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国铜器属首次发现。

20.编钟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16 〃 〃24

件均为甬钟。较大的8件为低音组，较小的8件为高音组。

第2组

邦国遗珍

序言：晋国建立之初，周围诸戎环伺，方国林立，见于史籍者有杨、霍、郇、贾、虞等国，晋国施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逐渐兼并周边诸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国。从出土文物看，早期晋文化承继了宗周文化，又受戎狄文化影响，呈现出独特的风韵，还有若干异国重器，或是灭国兼地的战利品，或是外交盟会的纪念物，为晋国的青铜艺术宝库增光添彩。

1.卜骨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 两面均经打磨的牛肩胛骨，背面有不规则排列钻窝16个，正面钻窝处有许多小兆（预测吉凶的裂纹）。右边有刻辞一行8字，释为：“北宫囗三止（趾）又（有）疾贞”。

2.虞侯政壶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村出土。颈内铸铭4行24字：“隹（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虞国都城在平陆县张店镇附近。前655年晋假道灭虢后，返途中灭虞。虞国铜器非常罕见。此虞侯名政，是唯一已知的虞君名。

3.“刖人守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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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山西省闻喜上郭村出土。

厢式六轮车。车厢顶有盖可启，（蹲）猴形盖钮，四角各立一只可转动的鸟。前有带活动插销的车门，门旁立一刖（yue，砍掉左脚的刑罚）人。车厢四角和侧面正中有伏兽。两小轮被伏虎抱于腹中。整器（似为“域养禽兽”的囿苑，）有14种鸟兽形象，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全车可转动部位有15处，构思奇特，臸作精巧，十分罕见。

假道灭虢

虢国是晋国周围较强盛的一个国家，晋虢之间隔着的是虞国。公元前655年，晋国为攻打虢国，向虞国借道，虞国的大臣宫子奇劝说虞君不应当借道给晋国，他把虞国与虢国的关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