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简介

中国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简介

1、王小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信号处理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2、郑哲敏，爆炸力学、应用力学和振动专家。原籍浙江鄞县，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1949年和1952年分别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早期从事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振动及地震工程力学研究。1960年开始从事爆炸加工、地下核爆炸、穿破甲、材料动态力学性质、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爆炸成形模型律、成形机理、模具强度、爆炸成形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爆炸载荷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同时解决了成形参数与工艺问题，开辟了力学与工艺相结合的“工艺力学”新方向，在爆炸力学的理论和应用方面作出贡献。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第二篇：部分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风采

部分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风采

感受中国科学的脊梁

□本报记者

李虎军 □张小军

当今世界，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迫切希望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4月12日，当一位中国科学家在太平洋彼岸捧得一项堪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世界科学最高荣誉———泰勒环境奖时，却没有在国内激起多少涟漪。这位迄今仍然鲜为人知的中国科学家是谁？他所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我们对诺贝尔奖的魂牵梦绕，是不是出于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

中国需要脊梁，中国科学界也需要脊梁。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脊梁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国科学的脊梁就是那些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踏踏实实做些事情的人。近日获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的刘东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泰勒环境奖由美国人约翰·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在1973年创立，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管理，每年颁奖一次，获奖者可得到20万美元奖金和一块金牌，这项大奖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刘东生是获得这项大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

曾听说，某国在每年固定的节日，臣民们会把国王置于天平的一端，在天平另一端放入黄金，直至两者平衡，最后的黄金量就是臣民当年的奉献。而要赢得泰勒环境奖沉甸甸的金牌，科学家需要在天平的那一头付出什么呢？

50年痴情

黄土是刘东生先生的挚爱。半个世纪以来，刘先生始终痴情于黄土，从中寻找全球环境变化的故事，以及对当今环境问题的启示。

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刘先生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曾获古生物领域颇有影响的马以思奖。

1954年，刘先生来到中科院地质所，从此与中国独有的黄土打起了交道。30年后，他和同事们拿出了一本被国内外同行奉为经典的专著：《黄土与环境》。

数百万年来，风将黄土从远方搬移到中国北部，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在那本专著中，刘先生和同事们提出，一层层的中国黄土，蕴藏着二百万年来一个个的地球故事，从而在传统的海洋沉积物和极地冰岩心以外，增加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环境变化标本：中国黄土，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刘先生和同事们开始解读中国黄土背后那一个个地球故事。在黄土中追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和预测未来。黄土研究已经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的频频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上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黄土地区，树木难以扎根，即使种上了，过上几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因地制宜。

这些研究成果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艰辛。刘先生对当时的情形有着这样的描述：“每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奔走，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带任何行李，在黄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野外工作还意味着风险。刘先生走遍了黄土高原，他当时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再没有人去过。在这些地方，刘先生采集了数不清的黄土样品。跟随他多年的高福清说：“原始黄土层往往位于峭壁悬崖，爬上去采样的时候，如果掉下来摔到石头上就惨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过，在刘先生眼里，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科学研究的艰苦性往往寓于它的连续性之中”。或许只有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员最清楚，数十年如一日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刘先生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他50年前的一个野外记录本。详细的文字，形象的地质素描图，仿佛诉说着主人当年的专注。这样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刘先生一生的财富。

或许正是这样的态度，加上他的勤奋和才华，使得刘先生当年能够从众多研究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土研究的先驱。刘先生的助手韩家懋说，那么多专家参加了野外工作，真正抓住黄土中的科学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还是刘先生。

廉颇未老

留下刘先生足迹的，不只是黄土高原。

说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总让人产生一种畏惧感。刘先生却从1964年起，参加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学考察，为中国的高峰科学考察事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们发现了青藏高原许多不寻常的地方。如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确认，身为青藏高原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的他倍感欣慰。

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以后，刘先生并不满足。他想探访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南极和北极。

1991年，73岁的刘先生参加了南极考察队。去南极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考察队起初并不“欢迎”他。这时，他不惜动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四处游说。有人开玩笑说，老先生是偷渡去南极的。

1996年，刘先生又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他的极地梦终于实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年迈之际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

中科院地质所流传着这样一则趣事。2000年，老先生软磨硬泡，要随队去南沙考察。考察队就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晕船时迅速送回岸上。谁能想到，这一介书生年轻的时候，竟然拿过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军。结果呢，船上的年轻人几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却是神采奕奕。

如今，老先生依然牵挂着心爱的中国黄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两极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美国捧回泰勒奖以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每天去办公室上班，还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课。

大师风范

在采访中，不少科学家告诉记者，只有刘先生那样的学识和人品，才能把全国范围内的黄土研究集体组织起来。

刘先生在拿到科研项目时，总希望国内的优秀科学家都能参与进来。他喜欢与同事们就黄土研究进行讨论，喜欢与同事们野外重逢时大声欢呼。他认为，合作这个词，似乎不足以表达黄土研究集体的一切。在《黄土与环境》的序言中，他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种深情：“虽然单位不同，人很多，但我们对黄土的认识及工作中的想法，就像一个人一样。”

拿到“泰勒环境奖”这一环境科学的国际最高奖项时，刘先生又提到了这个并没有固定组织的研究集体，“大家很不容易，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坚持工作。”

刘先生多次提起两个名字：王恒升和郭正堂。

王恒升是刘先生的恩师，也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今年102岁高龄。在记者面前，刘先生像孩子一样说：“我可以回家向老师报喜了。”

郭正堂是刘先生最为赞许的年轻学者之一。今年3月，以郭为首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称，通过分析黄土高原西部的堆积物，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荒漠。这项成果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一位德国科学家说：“这是喜玛拉雅的自传。”同时它对于理解荒漠演化的机理和沙尘暴治理也有现实意义。刘先生说，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万个数据，因为时间跨度大，有些数据不行了就再做，这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

去美国南加州大学领奖时，刘先生带上了夫人胡长康。胡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野外工作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夫妻俩难得一聚，彼此却也多了几分理解。这对相濡以沫50年的夫妻，最近一些年才开始了长相厮守的生活。（原载《南方周末》 2002.4.5）

喜看稻菽千重浪

——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沈英甲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汉族，江西德安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称号；我国发现的国际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他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2001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湖南长沙马坡岭笼罩在薄雾之中，空中不时飘下雨点。袁隆平眯起双眼，出神地打量着这片几百亩大的试验田，然后跨过水渠，迈步走进田间。他蹲下身子翻看着土壤。我跟随在他身后不禁产生了瞬间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几天后就要赴京，领取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吗？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使我想起了农民送给他的“泥腿子专家”、“泥腿子院士”的称谓。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

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岁月里，都将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自古流传，到了当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拚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

他在1960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那是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正在勾头撒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袁隆平把讲义夹放在田埂上，连裤腿都没挽，就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蔸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屏气静神地伸出双手，欣喜地抚摸着那可爱的稻穗，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优异，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条扎上记号，从此格外精心地照顾这蔸稻禾。收获季节他得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期待收获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种，因为系统选育（从一个群体品种中选择优良的变异单株）是一种主要的育种方法，当时许多优良的稻麦品种都是通过这种方法选育出来的。可是当秧苗发绿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它们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一种失望的情绪掠过袁隆平心头，但是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着深入研究的袁隆平进而想到，从遗传学的分离律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今年它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可以断定去年发现的性状优异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他返回试验田对那些出现分离的稻株进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一一做了详尽记录。经过反复统计计算，袁隆平证明，这次发现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袁隆平的实践让他发现了真理：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探索出其中规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也就一定能把这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后面我们将看到，袁隆平对真理的发现，使他不可避免地必须向国际知名的权威和他们的权威结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之艰难往往使挑战者身心俱疲，落荒而去。

创新是科学家的灵魂和本质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根据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玉米自交系继续自交不再引起衰退现象，但杂交能产生强大的优势。而天然的自花授粉植物品系（天然自交系）自交也不退化，为什么杂交却不能产生杂种优势呢？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国际上有著名学者断言：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当时是50年代。此外美国、菲律宾的科学家也相继开始了这项研究。尽管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决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6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棵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发表，它证明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是科学的，是切实可行的。袁隆平的发现，开创了世界水稻研究的新纪元，已经被证明残缺不全的陈旧理论从此被历史封存。

“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

科学家是真理的侍者，是事实的追随者。袁隆平坚信实践能发现事实，发现真理，并能验证真理。他对中国亿万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稻田中，他一边甩去手上的泥巴一边对我说，农民不富裕谈不到现代化，单产上不去农民就富不起来。现在我们试验田种的杂交稻每亩产700千克，农民种的亩产能达到800千克甚至更高，因为他们大量采用有机肥。还有比这更令他欣慰的事吗？

凡是涉及不顾农民利益，无视事实的事，他都能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阐明事实，至于是不是得担风险，袁隆平在所不计。

前些年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贬斥杂交稻的文章，说杂交稻是“三不稻”──“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给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民心头蒙上了阴影。袁隆平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人民日报，凭着他杰出的学识和无与伦比的实践，用事实说明“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199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袁隆平的来信。

信中，袁隆平用平和的语气，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最近社会上流传杂交稻米质太差，有人贬杂交稻为“三不稻”，说什么“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果真是这样吗？我想用事实来回答：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稻比一般水稻每亩增产100千克左右。1976年──1991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9亿多亩，增产粮食近2000亿千克。由此可见，杂交水稻的推广，对解决我国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水稻良种“汕优63”是杂交稻。近几年的年种植面积都超过一亿亩，平均亩产稳定在500千克左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米。的确，在我国南方生产的稻谷中，有相当一部分米质较差，这主要是双季早稻。目前积压的稻谷以及历年来粮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数为这种早籼稻。他写道，双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质较好，粮店偶尔出售这种稻米时，则出现排长队争购的现象。而杂交稻则占双季晚稻和中稻面积的80％左右，产量占90％以上。因此，说杂交稻属劣质米与事实不符。

袁隆平进而写道，其实，杂交稻、常规稻与任何其他农作物一样，品种不同，产量和品质是有差别的，有的甚至很悬殊。一般地说，大多数杂交稻品种的米质属于中等，其中也有个别杂交稻品种的米质较差，但绝不能以个别品种的优劣来概括一般。

就这样，袁隆平捍卫了事实也就是捍卫了真理。

对于不符合事实，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袁隆平也以同样的胆识力排众议力挽狂澜。1993年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发生了盲目大面积推广未经品种审定的玉米稻的现象。所谓“玉米稻”有这么个来历：某农学院用幼芽浸泡法将玉米的DNA片段成功地导入了水稻，育成了具有某些玉米特征特性的玉米稻，取名“遗传工程稻”。针对玉米稻存在的较大缺点：株叶形态不好，植株松散，叶片宽长而披，不仅造成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不良，降低群体的光合效率，还严重限制了有效穗数的提高，实际产量并不高。为此袁隆平撰文“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要持慎重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袁隆平郑重建议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应严格按照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的科学程序办事，绝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先行小面积试种示范，待确证在当地能获得高产后，再大面积推广。湖南省农业厅以最快速度向全省有关部门发函，转发了袁隆平的这篇文章，及时避免了湖南农业生产的大滑坡，稳住了湖南的粮食总产量。

“饥饿的威胁在退却”

在一次电视台举办的活动上，主持人问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活动的袁隆平是不是也做梦，梦见过什么？

袁隆平尽管是一位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凡人，当然要做梦。他高兴地回答：他曾经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大。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这极具夸张的梦想，正在走向现实。

1986年，袁隆平在总结国内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已掌握的新材料，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著名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中，科学地将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优势利用，再到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若将杂交稻强优组合的优势固定下来，就可以免除年年制种，成为一系法杂交稻。

作为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客观地分析了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概括为“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他组织助手和同行，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解决。他主持的“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课题通过了国家“863”计划论证，正式立项开展研究，袁隆平担任了国家“863－101－01”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两系杂交稻基本研究成功，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并列为榜首。

199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重要论文。199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和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19届国际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言：由于采取了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有机结合的技术路线，中国在培育超级稻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经过中国许多科学家10多年的协作研究，目前技术上的难题已基本解决。袁隆平预计，亚种间超级杂交稻将在近几年内应用于生产，并将在下世纪初大面积生产中发挥巨大的增产作用。

有人统计过，由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的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自给自足难题做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1999年，全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5亿多亩，增产稻谷3500亿千克。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2．3亿亩左右，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万人口。

1997年，袁隆平提出了超级杂交稻选育的指标、株型模式和技术路线，选育出一批具有超高产潜力、米质优良的亚种间苗头组合，其中江苏农科院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选育的两个组合在1999年大面积示范中，共有14个百亩片和1个千亩片亩产700千克以上，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产量指标；小面积最高产量达每亩1139千克（每公顷日产107．4千克），达到了日产量100千克／公顷的超级稻产量指标。如果按年推广2亿亩计，年增粮食可养活7000多万人口。袁隆平对我说，这是对看上去表情显得十分深沉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疑问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他《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袁隆平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1998年，经权威的资产评估所评估，“袁隆平品牌”无形资产价值1000亿元。在各国水稻科研工作者心目中，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成为“麦加”那样的圣地。

近十几年来，杂交水稻不断走向世界，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这项技术是我国转让给美国的第一项农业科技专利。

袁隆平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正在引导一场新的“绿色革命”的兴起。（原载《科技日报》 2001年2月22日）

“好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记201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

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先生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1月7日上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91岁的师先生。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料联在美国举行会议，师先生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先生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先生开会做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先生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先生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原载人民网：2011-01-14）

与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黄昆的对话

解说：2002年2月1日，黄昆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这位在物理学领域默默耕耘60多年的老科学家，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公众瞩目的位置上。

记者：我看到不少和您有关的报道上面，那些记者对您都有点怕的感觉，而且您也说您也怕记者。您主要怕什么呢，是怕耽误时间呢还是其他什么？

黄昆：我怕没什么可说的。我实际上跟人交往甚少，我想不出来如果有人，他就到这儿来交往，我很不习惯。

记者：我看有的报道上说您准备要换一辆新车，现在想好了换什么样的车吗？

黄昆：已经换了，是个奥迪。奥迪是多少号都弄不清了。

记者：坐起来跟那个旧车比，感觉怎么样？

黄昆：都是可以把我从家里运到这儿来，再给我运回去，这个事对我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还有司机，帮助我们干一些零碎事，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像这司机本人，对这好一点的车什么的兴趣极大。记者：司机本人要比您高兴多了？

黄昆：对。

解说：这是黄昆留学英国时的照片，就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理论》一书，被奉为固体物理学的“圣经”。1951年底，黄昆回到祖国从事普通的物理教学工作。32年后，64岁的黄昆重新以“黄—朱模型”再次引起同行的注目，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已83岁的高龄，仍然没有离开工作多年的办公室。

记者：您今年是83岁的年纪了，每天到所里来两个钟头的工作，不容易坚持下来吧？

黄昆：两个钟头还可以，不过并没有认真做什么工作。因为我做工作是只会做具体的，无论是科学研究或者是教学工作，不像有的科学家善于领导别人工作，可以做元帅。我说我的这个风格一直是、基本是当前线具体干活的，就是一个83岁的前线的一个小兵。所以83岁的小兵很难当，因为到83岁，应当是经验丰富、善于领导，可是恰好这是我的弱点。过了80（岁）还想做很具体的科研工作，恐怕是只能是想想，是很难实现的。

记者：您说您适合做个小兵，不适合做个将军，而在1977年之后，您当了半导体所的所长，其实就是一个将军了。

黄昆：当时是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想到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有做研究工作，都已经快60岁了，可是恰好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超晶格。我对它感到很大兴趣，就是看它很重要，所以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这方面工作做的比较灵活。在这方法上面有所创造，我是比较满意的，出乎我自己原来的估计。

解说：正是由于对未知的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才使黄昆始终站在物理的最前沿，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各种符号，却几乎是黄老全部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老人唯一多年不变的爱好就是散步和爬山。

记者：我们是觉得像您现在这种精神状况很好，是不是和年轻时候一直坚持锻炼也是有关系的？

黄昆：对，主要是没什么爱好，所以走路、爬山就变成爱好了。在60年代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孩子比赛的，看谁先跑到终点。不过现在我们记得这些事情，我那孩子当然现在是大了，他记得那时候他老是第一，而我记得当时我是第一。

记者：两个人的记忆不一样？

黄昆：对，我爱人当时总是最后。我觉得爬山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体力很充沛，到登顶的时候也会觉得海阔天空，可是中间你只能低着头，一步一步这样爬。

记者：而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东西发生吗？

黄昆：我发现一件事情你要希望它不感觉到腻，你就不要追求去老换新鲜的，结果越是换新鲜的，最后发现就越容易腻了，这个是什么辩证法我不知道了。就是你越是追求去换新的越容易腻。

记者：可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山，每次爬都是一样的，怎么反而会不腻呢？

黄昆：就是你首先不要老去换，好像走来走去，只能去这几个地方，你索性就是这个地方。实际证明，至少在我那儿，反而是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记者：就是您说爬山和走路，喜欢走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也不觉得中间有什么枯燥的地方，我发现这是不是和您做的这种研究的工作有关系？

黄昆：就是它也要不在乎是不是枯燥、是不是有重复。

记者：所以这两者对您来说都适合您的性格？

黄昆：对。所以不是说研究工作里面有什么喜欢做和不喜欢做的，而在于你有没有值得可以做的工作，而你在这里面才能取得进展。

记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不是必须要不断的发现它有新鲜的东西，注入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才能够坚持下来的？

黄昆：那也不一定。有的时期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比较活跃，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一时看不出自己能做的比较有意义的工作，都有。比较难度过的是看不到有什么要做的这个阶段。

记者：那您通常会怎么面对呢？

黄昆：反正总是继续做努力。一看危险，只能这样做，如果您总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这个研究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

记者：当一个科学家意识到自己好像枯竭了，不再有这个新的兴趣点的时候，是很让人内心感到恐惧的一件事吧？

黄昆：我到没什么恐惧，就是说我这一路走过来，是非常幸运的。每一个时期都是有着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之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

解说：黄昆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了一位英国姑娘，1952年，姑娘远渡重洋了来到中国，与黄昆结婚，并取名为李爱扶。如今，老两口已相伴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黄昆说，正是因为有了夫人50年的奉献和支持，才使自己能一直走到今天。

他是个温文尔雅、不拘言笑、严肃认真的学者

——记2009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谷超豪

谷超豪教授于1988年2月出任中国科大校长。当时，谷先生的一些朋友，包括国外一些学者，得知他出任中国科大校长，都说科技大学一所非常重要的学校，向他表示祝贺。谷先生说：“我也感到很荣幸。我打电话给陈省身教授，因为要来科大不能如期访美国加州，他说：‘应该，这件事很重要。’” 谷先生在这一“很重要”的岗位上抓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中国科大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工作。推动成立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的方法的利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要想更加深刻地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十分复杂的非线性现象，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贯穿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气象科学、环境科学等广泛领域，旨在揭示非线性系统的共性、探讨复杂性现象的新的科学领域“非线性科学”。对学科发展十分敏锐的谷先生，上任后立刻推动这一领域的工作。1989年11月，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正式成立，谷先生亲自担任组长，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灿教授任副组长。这个研究组成立后，多次召开研讨会，1990年9月还举办了“非线性科学高年级试点班”。同时，学校组织力量申报“非线性科学”国家立项，并于1992年获得批准，参与到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非线性科学研究中。谷超豪被国家科委聘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992年4月，学校正式批准成立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作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南方中心。

从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到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谷超豪一直以校长的身份兼任组长或中心主任。中心经常召开研讨会，不同的学科的专家坐下来一起交流，这时候，谷超豪往往以主任的身份出席在会场，会议多半是由他亲自主持。学科交叉催生累累硕果 数学系李翊神教授介绍说，谷先生成立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学科交叉进行创新研究，带动有关理论和实验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科方向，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心成立后，物色调入了一批不同学科的优秀科研人员，开展非线性量子光学、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非线性化学等研究，如从事光学研究的郭光灿教授，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俞昌旋教授，理论物理研究的汪克林、闫沐霖、汪秉宏教授，化学方面的辛厚文教授，数学专业的李翊神教授等。中心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开展研讨交流，使大家相互之间有了了解，学科交叉得以顺利进行，对培育新的学科方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郭光灿教授在量子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量子信息研究，就是在上述“攀登计划”项目和之后的“211工程”项目“数学与非线形科学”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郭光灿小组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此外，俞昌旋、辛厚文、闫沐霖等教授的科研小组都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促进了相关理论和实验科学的发展。郭光灿教授和俞昌旋教授先后于2003年和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辛厚文教授的一项成果也获得了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谷先生一直对我们强调，要在理论上做深入研究或者在应用上真正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同时，他要求对研究生也要注意交叉培养，这些使我获益匪浅。”李翊神说。受谷先生的影响，李翊神与一些物理学教授合作，将非线性孤子理论运用到水波和理论物理研究中，成果得到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吴耀祖教授的高度评价。李翊神认为，我国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在非线科学研究领域就追了上来，与谷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在开展原始创新的同时，中心还通过学科交叉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例如，现任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杨金龙，清华大学数学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张友金，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密歇根大学教授段路明等，当年分别是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灿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杨金龙教授原来的专业是凝聚态物理理论，但后来在物理化学、计算化学等交叉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

此外，中心每年还举办讲习班，吸引了许多国内科研人员前来听课。“谷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而且对物理学有深入的研究。他身体力行，带头作交叉研究方面的学术讲座，同时鼓励其他老师开讲座。今天我国活跃在该领域的研究骨干力量，许多来自这个讲习班。”李翊神说，讲座后来还结集出版了《非线性科学选讲》一书，谷先生任主编。谷先生还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了《孤子理论及其应用》一书，先由浙江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后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美国著名的《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杂志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谷先生创办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体现出他过人的业务基础和开拓能力，对科大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辛厚文教授说：“作为非线性科学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谷先生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专家集合在一起，诞生了许多一流的学术成果。” “充分利用科大的数理优势，尊重科大重视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研究的传统，集中优秀人才开展非线性科学研究，这也为后来科大集中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学科力量筹办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积累了经验和基础。这是他对科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辛厚文说。平易近人，大家风范 作为著名科学家和科大校长，谷超豪在学术上要求很严，但为人却非常平易近人。“他为人平和，没有一点架子，穿着也很朴素，我们与他交流很轻松，丝毫不拘谨。”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执行主任王晓宏教授说，直到今天，我每年给谷先生寄贺年卡，他都认真地回复。王晓宏是谷先生在科大培养的博士生，他对谷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学术上的敏锐、严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王晓宏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流体力学，谷先生指导他是典型的交叉培养，谷先生是利用数学工具研究物理学前沿问题的大家，同时，他还请非线性中心的吴烽、汪克林等教授帮助指导。谷先生当时年事渐高，工作又非常繁忙，但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指导。王晓宏每次报告最近的学习和研究进展时，谷先生都认真倾听、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些以前学的数学公式，连我都记不住，当时已六七十岁的谷先生竟能随手写出来，确实是大家风范。”王晓宏说。谷先生对论文把关很严，王晓宏的博士论文手稿谷先生整整审阅修改了一个月，然后才让打印。谷先生的大家风范，数学系史济怀教授也感受颇深。史老师在复旦大学数学系读书时，谷先生已是该系老师，谷先生来科大后，史老师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史老师担任了副校长职务，更是与谷先生直接共事了一段时间。“谷先生是非常稳重的人。”史济怀说：“他是个温文尔雅、不拘言笑、严肃认真的学者，是一个平易近人、学问很好的科学家。” “学科交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史济怀教授说：“分形、浑沌等都是70年代新起的学科，其他高校也都想搞，但都比较困难，很难把不同的学科的人聚拢在一起。谷先生能把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的人集中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很不容易。这与谷先生具有大师风范是分不开的。” 1993年9月，谷先生任职期满离开科大时，曾赋《五年记事》五首，其二曰：“上下兴衰一念间，耕耘未取半日闲。天时地利交界处，能得人和事不难。”或许，这正是谷先生能够凝聚人心、推进多学科交叉的真正原因。

独辟蹊径功课癌症难题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

癌症，一个令人胆寒的字眼。因为人类目前尚无法征服它。对付癌症，或者切除，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振义教授独辟蹊径，采取药物诱导分化的方法，教癌细胞改邪归正，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癌症治疗途径。

潜心钻研，开创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治疗的先河

时光退回到1985年。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小静不幸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瑞金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1971年，英国的Friend等报道小鼠红白血病细胞能被二甲亚砜诱导分化。1980及1983年，美国的Breitman等报道人类髓系白血病细胞株HL-60和U937及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在13顺维甲酸（13顺RA）及全反式维甲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细胞逆转。

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维甲酸批准在临床上使用，用于治疗有些皮肤病。在没有13 顺维甲酸的情况下，取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他试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晚期或化疗无效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取得惊人的效果。

1988年，王振义教授的学生黄萌珥带领课题组总结了2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结果，证明其中23例完全缓解。该疗法很快向国内外推广，并提供那时只有国内可提供的全反式维甲酸。

1992年，在孙关林主持下，总结了我国54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用全反式维A酸治疗的结果，其中84％获完全缓解。此后，世界各国都先后证实了这种疗法的效果：法国1993年54例，完全缓解率91％；美国1995年79例，完全缓解率86％；日本1995年109例，完全缓解率89％。

1989年，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陈竺、陈赛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工作，他们用先进的思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全反式维A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后，王振义教授又因其杰出成就于1994年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奖，1996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奖。在国际上，王振义教授接连获凯特林肿瘤研究大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发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论文获最佳被引证论文奖，至2009年5月，其被引用达1713次。2000年由美国Lichtman等教授编写的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著作“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血液学论文”一书中，该文被列为全球百年86篇最具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1992年王振义被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实践证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应用全反式维A酸治疗的病例早期完全缓解率高达85%～90%，这种方法副反应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价格低廉。这不仅为过去被认为治疗困难、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还为肿瘤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的理论和治疗途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目前联合应用全反式维A酸、砷剂及化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不断创新，引领着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王振义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兴化。王振义自幼勤奋好学，刨根问底的天性在孩童时代显露无疑，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祖母是王振义最爱的老人，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在他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绝，父亲从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够从医。当时只有7岁的王振义已经在思考着：“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王振义的心中链接成一种对医学知识探求的渴望，链接成一种从医的萌动。

1942年，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的王振义，毅然选择了学医。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

在实际工作中，王振义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疗法无效。喜欢刨根问底而又不服输的王振义把自己沉浸在大量的文献中，了解到国外有轻型血友病A的报道，即血浆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为正常的5％-25％，平时并不出血，小手术后出血不止，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但做该试验时，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当时国内无此材料。一向喜欢钻研的王振义用石蜡代替硅胶，成功地在国内首先确立了检测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轻型的诊断，解决了这种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论文先后在1956-1959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外文版及中华内科等杂志。

1956年，鉴于国内缺少一本有关出血性疾病的参考书，他与夫人合译的“出血性疾病”一书，1958年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在这方面国内唯一可供参阅的书籍。

早在1959年，领导上安排王振义负责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数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仍然离开人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他单有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领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这也是激励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的治疗，造福病人的动力。

1979年他与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张天仁教授合作，由邵慧珍等具体操作，在国内首先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在国内推动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携带者等的研究。有关论文发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

王振义教授从1982年开始就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以后又有王鸿利、韩忠朝、宋善俊参加主编的“血栓与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王振义不仅热爱科学，不断探索，刻苦钻研，更注重学习。在十多次调动工作期间，王振义利用一切机会，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学习，掌握新理论。他在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时，不失时机地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学、药理学。在任职中医科时，努力学习中医中药。甚至在90年代以后，他还向自己的学生——国外学成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陈竺和陈赛娟博士学习，钻研新颖的学科——分子生物学，并在较短的时间熟悉了分子生物学等新知识和新理论。

王振义对学生从来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地同学生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对同行的研究更是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课题组决定向他们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即便是要登门造访，请实际操作的年轻人去也无妨，但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却执意坚持要亲自上门请教，因为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河南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王教授的诚意打动了对方所有的专家学者，当然也令他的学生们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在60多年行医的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引领着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国内顶级血液学研究人才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1978年，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我一直以这两名学生为荣，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最大的欣慰”。

1996年，陈竺的研究越臻成熟，王振义教授主动把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陈竺，因为他看准了陈竺渊博的学识、大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那一年陈竺42岁。

“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却越来越老了，如果我们不看到发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个研究所，用原来的学术水平领导这个研究所，这个所是会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陈竺非常有进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给这样的学生，我放心。我退下来了，可以做些咨询工作，虽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论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每当有人问王教授当时的想法，他总会这么说到。的确，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973”最年轻的首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