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他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过河”即工作任务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而“桥或船的问题”即工作方法往往具有超时空的示范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

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关键的紧要的事，即使对待日常工作，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弹钢琴”还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

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这个方法常常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对这一方法的典型运用还体现在他对党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上，即在强调干部党性的同时，决不抹杀干部的个性。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举例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第二个“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隐含着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首先，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认为，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这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对此，他有更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又是执行的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

毛泽东还强调，要让群众执行决策，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把决策向群众讲明白。“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第二，依靠群众找出执行决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三，在群众执行决策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这样做以后，才能更好地执行决策。当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善于当“班长”

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1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同时，如果有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解决。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2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3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4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5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自然，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讲到，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6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一生也犯过很多错误，除了晚年，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包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两个过程。他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主张“听取不同的意见”，可谓抓住了民主的真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实践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依据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敢于做主，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同时，它们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至今仍可以学习和效仿。不过，运用它们，也要像毛泽东，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根据具体工作具体选用，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所创新。否则，就可能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第二篇：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惠 民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

在改进工作方法、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温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读起来是那么亲切、贴近和现实，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能静下心来再次研读一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篇目，定会受益匪浅，大有长进。笔者通过学习，初步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系统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解决“桥”和“船”。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所作的结论性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还针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新区边区等一切工作，提出了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紧紧把握中心。毛泽东同志曾把那种“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称之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懂得这种方法，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就

是“抓中心工作”的方法。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要求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解决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工作中心放在对革命的进程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关键的事情上，放在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点工作上，“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工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学会“弹钢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区别和互相转化的。因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应该统筹全局，在抓住工作中心的同时，做好兼顾文章，即学会“弹钢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学会“弹钢琴”作了专题论述。“„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要认识中心和一般的内在联系，既要抓住中心不放，又要兼顾各个方面，反对顾此失彼“单打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同志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一条定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个定律，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动群众的方法，这就是“抓两头带中间”。他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既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他除了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各级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外，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了这套方法。如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农业合作社运动中，他就告诫各级领导：“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在“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典型的引导作用。他说过：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通过宣传、表彰等舆论导向，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最早、完成最多、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一种工作方法。早在他青年学习时期，他就表明了“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志向和愿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深入实际特别是农民之中，大量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不朽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在具体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和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紧接着就指明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结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就“调查的技术”列出了七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今天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调查技巧及应该遵循的准则。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那就是把调查会当做学校，把群众当做先生、英雄，“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和全光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一般与个别结合。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必须采用的两个“相结合”方法之一，另外一个即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结合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整风毛泽东同志全面论述了领导活动中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的论述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围绕一般，他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另一方面，针对个别，他又辩证地提出：“但如果（领导者）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个别的一般是“空洞”的，没有一般的个别是“盲目”的。就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方法，毛泽东同志作了具体阐述：“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若干个（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懒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毛泽东同志还提醒各级领导：若一般与个别相分离相脱节，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之前，毛泽东同志已专题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他所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其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毛泽东同志对“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话解释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如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呢？那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作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还针对工作中发现的“许多领导”中“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等现象，强调在整风中必须加以纠正，务必学会和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一工作方法无不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指导思想、革命实践之中。

第三篇：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

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他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的话讲得很重，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即便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道理讲得也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来实行它，也会变成“空话”。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里不敢说对他的工作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作出完整的概括，只是想就其中的几个特点谈一点体会。因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价值并不随时间流逝而失去，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发掘它、使用它、发展它，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头脑），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有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哪些是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读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要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只隔了10来天，毛泽东同志就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和发生失误。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就，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做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根本大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富有成效的。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当某种不好的风向还只处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经过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风暴。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防微杜渐”的意思。而不少人不仅对处于“青苹之末”的这种风向毫无识别能力，甚至当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仍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结果，拖延得越久，问题就越大，甚至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很难解决。当然，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对还处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就用对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雳手段去对待，那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以往出现过的这种教训，同样值得深思和记取。

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人们往往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的因素；什么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什么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不能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也始终放在领导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拿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来说，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同关内的联系，将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毛泽东同志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远途奔袭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要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是不可能的。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总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他曾举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船夫为例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当将到藏有暗礁险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他主张，一个时期总要有个重点。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段话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说的，中国共产党正要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随时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就能避免工作中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更加重要的是实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是空谈家。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一步紧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见的结果来。

正确的决心有个前提，就是符合实际。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主张要“多谋善断”，说：“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善断”。

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紧不紧、狠不狠便成为关键。毛泽东同志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毛泽东同志对主要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地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开局面，决不只是空口说说了事，也不是老在那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随后的实践中，又全神贯注事情发展的情况，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表扬批评，严格检查督促，在切实抓出成果来以前决不松手。因此，他所抓的事总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方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到运动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来落实定案工作，确定具体的政策原则和处理办法，树立足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终，而不草草收兵。

这场运动前后共半年左右，对荡涤当时刚开始蔓延的贪污腐败行为、树立廉洁勤政新风起了巨大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好多年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同志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抓得很紧，办成几件大事，确有实效，才能振奋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绷得太紧，要有张有弛，毛泽东同志把这称为“波浪式的前进”。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当然，群众路线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指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里着重从工作方法角度谈谈它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经常在作出决策时反复征求在第一线的将领的意见。大家熟知，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等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同志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批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些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拿工业来说，1960年毛泽东同志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钢铁公司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它称为“鞍钢宪法”。那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拿农业来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大跃进”后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他从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他写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所犯错误的反思。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深深怀念他。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那正是由于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正确原则。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他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

第四篇：向毛泽东学管理

《向毛泽东学管理》读后感

（李 江）

推荐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部队通过打造铁的纪律赢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学校呢，如何打造有战斗力的组织，从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着手，形成制度化，通过长期地执行，使其成为一种习惯与自觉行为，最终形成教师在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的意识。如何有效地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各级管理者在抓制度落实的过程中首先要有耐性，要做“婆婆嘴，豆腐心”，“抓反复，反复抓”，平时多检查制度落实情况，让教师坚决执行各项制度。

纪律是解放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哪一组织的纪律和秩序能达到毛泽东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水平，那该是一支多么有战斗力的队伍！-----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队得到人民的用护，使革命走向胜利。要建立有战斗力的组织，高明的管理者通常是从严肃法纪入手。先有规则，然后无条件执行，日积月累，长期坚持，毫不懈怠，才能制度化。也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成员的“服从”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行为。

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纪律来保证

纪律和秩序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应根据发展水平提出相应要求，既不能脱离实际，照搬所谓成熟的管理模式，一上来就搞正规化，也要防止因循守旧，将游击习气当宝贝，否定正规化管理。也就是说，达到了什么水平，定什么样的纪律、制度，然后再发展、再提高。

纪律要变强制为自觉：让教师自己管自己

其实，纪律不在多，而在抓落实。部队是这样做的：首先针对自己的问题，制定出几条纪律规定，一般不超过十条。然后就抓这几条的落实，反复学，反复对照检查，巩固以后再进一步细化。这样一步步抓下去，定能收到实效。好的习惯重在平时培养，注重点滴养成在部队当过兵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守时，与别人约好了见面时间，肯定会准时或提前到达。这就是养成的作用：一个战士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一天至少要集合站队8~10次，迟到了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受战友的指责。久而久之，官兵们便形成了很强的时间观念。可见，纪律是一种意识，但也可以通过习惯，转化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养成的作用，就在于使守纪律逐渐成为教师的一种下意识行为。也就是说，一开始是讲道理，而一旦在日常训练、学习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养成习惯后，教师就不去想那个道理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纪律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

第五篇：向毛泽东学习（范文模版）

一、信仰研究

注1：无我→自我→忘我→无我的思想境界螺旋发展轨迹

无我之境（初）——思想成长的第一阶段，即人没有 “自我”意识的懵懂状态，此时人的思想多为周围环境的映射，儿童时期多数人处于无我状态，其思想完全受父母和社会的影响，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观念。

自我之境（中）——思想成长的第二阶段，人渐渐诞生出“自我”意识，即知道自己与世界的不同，有了独立思考和选择意志，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做事还是为人，开始动脑思考，主动总结内省，此时是内在小系统的构建过程。自我世界分三部分：生活自我意识（我的独立性和控制欲）+事业自我意识（我的未来成长规划）+心智自我意识（我的思维智慧模式）忘我之境（高）——思想成长的第三阶段，当人们越来越拓展自己的生活交际圈和事业活动圈时，渐渐会意识到局限于“自我”的狭隘性，开始有意识做减法，即学会“忘我”，让自己构建一个外在大系统，把“自我”是为生命的一个阶段，事业的一个要素，社会的一个分子，培养整体性的世界观。

无我之境（元）——思想成长的终极是再次回归“无我”意识，达到这一终极思想境界时，“自我”已经完全与“信仰”融为一体，内心有一种“我即天命，天命即我”的神圣感，即个人把自己当成“信仰”在人世间的化身、代言人，是使命感和召唤感在驱动着人传道做事，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拥有强大的心力和执念去征服一切困难，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坚韧勇敢，不屈不挠。

研究成果1：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解析 毛泽东少年早慧，“自我”觉醒较快，而且格局甚大，据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考试时，作诗《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通过对青蛙所处的环境和它的形象以及心态的描述，深刻地表现出毛泽东少年时期的远大抱负和博大的胸怀。既对那些富豪子弟嘲讽蔑视，又表达了年轻的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尚还朦胧的领导群伦的英雄意识。从事职业革命工作后，毛泽东很快就达到了“忘我”之境，这主要体现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组织才能，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无论是抛弃知识分子身份，扎根基层，开设农民讲习所、为工人办夜校，还是胸怀开阔，海纳百川，与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打交道（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流氓无产者、土匪、地主、资本家、反对派等等），团结不同山头的革命队伍，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整合为一个紧密的团队，这都需要有极高的“忘我”修养才行，如果总是关注“小我”的荣辱得失，不能从大局着眼，从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思考问题，就很难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的气度，大部分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定位上。团体就像是机器，任何一个部件都是重要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都是必须的。能准确的定位自己，并且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不去毫无意义的羡慕嫉妒别人的成就。这才是能担当重任的素质。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毛泽东的“忘我”还表现在他制定的一些列政治主张，例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团队的自省精神、民主风气”等等。

毛泽东的“无我”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坚信和坚持，中国革命活动早期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试错”探索过程，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庞大，社会关系复杂，工业落后，民众愚昧，传统习俗古老悠久的国度里闹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兼之面临国内军阀征战不休，国外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境。革命的生路在哪里？如何应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怎样才能获取胜利等等问题是每一个革命领导者都殚精竭虑、苦苦思考的问题，中共历史上左倾和右倾的惨痛失败教训，以及毛泽东几起几落的个人经历，都反映了这一“试错”过程的曲折漫长和高风险。最后，还是在毛泽东不断坚持，反复说服教育，并且经过大量实践证明，他的“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才渐渐为全党所认同、所接受，成为全党最高的政治指导思想，指引着革命从成功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瑞金走向延安，走到西柏坡，走进北京城，让一个原先弱小的知识分子政党，发展成为拥有百万雄师，能够战胜国内外强敌，最终夺取天下的执政党。

在历史上，发现真理但不敢坚持真理的例子比比皆是，发生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凡是坚持真理都免不了要与外界产生激烈的冲突，著名哲学家尼采说过：任何新生事物，在传统势力眼里都是“恶”的。革命是新生势力推翻消灭旧势力的一场大搏杀，如果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革命者就很难确信自己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到生死之地的正确性，去摧毁他人和平安宁生活的正确性，与孕育自己的“母体”决裂的正确性„„人都是思想的动物，如果人不能“说服”内在自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必然性，那他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大的或残酷的决策。在毛泽东晚年，他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毅然率领民众对自己一手缔造的政党和政府“反戈一击”，在他看来自己的战友们背叛了当年的革命誓言，蜕变成为新的腐化官僚统治阶级，工农大众又再一次沉沦到被欺压的底层，对此情形他痛心疾首，甚至不惜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搞“二次革命”，让全党、全军、全民族来一次思想浴火重生。尽管这次社会大试验以失败告终，但无可否认毛泽东这一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永远站在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方，站在绝大多数弱势一方，去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向高高在上的强权宣战，即使他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最高领导人也未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应当有反抗。而哪里没有反抗，哪里的压迫就没有底线，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贪欲从来都是无下限的！研究成果2

成功规划与成长动力

成功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着干扰的迷雾，以及诱惑的歧途，那么如何才能正确把握前进的方向？什么是可供参照的坐标呢？

通过研究毛泽东辉煌的一生，我们可以总结三个关键要素作为成功规划的原则： 1）外势——外部大势所趋所向，成败之首要因素，违逆大势者必败必亡。

2）内运——内在运程，即个人对自己未来生活、职业、事业道路的选择和规划。3）天性——人的自然天赋秉性，或喜动，或好静，或善于实践，或长于思谋。

毛泽东生活在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激烈，国家内忧外患不绝的大革命时代，他投身参加革命正是抓住的最大的势，这就像改革开放三十年，凡是抓住经商和经济这一大势者无不获得巨大成功。反之，如果革命时代做学问，经济时代搞政治，也许会成功但显然不会是社会上最成功的一族。当然，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参加革命可以让一个农民成为将军，但更可能的是死于战场或伤残退役；从商创业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转眼负债累累。

通晓外势之道，首先不是趋利避害，而是认清社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大趋势，然后根据天性来定位自己在大势变化中的位置——是抓住主流，还是把握分支；是充当先锋，还是后发制人。性格外向，善于投机者适合以审视外势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成功之道。性格内向的人一般会从兴趣出发来选择自己未来该做什么，这是一种求诸于内的成功规划方式，它建立在个人优势的积累和自信上。比如，钻研一门学问成为专家学者，修炼自己的职业技能成为精英骨干，专注某项事业做强做大等等。把内运作为成功突破口的人一般不太在意外在变化，他们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变革，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科研教育这些行业，这些社会需求都不会消失，只要专注于做得最好，社会一定会给勤奋者以丰厚回报的。当然，如果专注于内运经营的同时，能够结合外势，把握好时机节奏、环境地域、变化趋势等因素，也会大大缩短成功的磨合期，反之亦然。

毛泽东作为一介书生，在革命这项高风险的事业中，能够发挥所长，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分析研究，总结创新，提出一系列实用性强的革命理论，指导全党全军不断走向胜利，这就是他为什么被推举为领袖的原因。毛泽东的内运是他感兴趣革命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同时不断实践自己的思想智慧，最终把自己修炼成革命团队的“大脑”，他的内运与外势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假设在商品经济时代，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毛泽东，如果不喜欢赚钱的话，他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教书匠，或许会是一个优秀老师，但不可能成为儒商。

毛泽东天性好斗，胸怀大志，激情浪漫，富有社会想象力。如果用思维脑型来分析的话，他是唐僧与孙悟空的混合体，而且孙悟空脑型为阳，唐僧脑型为阴。这种天性的人喜欢参与激烈的竞争，而且头脑极其聪明，胆大心细，勇敢冷静，不畏险阻，故能成为雄狮一般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团队不断打胜仗，让人不由自主产生敬佩崇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次关键时期都能把握到准确大方向，带领团队一次次神奇地跳跃式发展，这与他的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创造性和革命浪漫激情密不可分的，没有他的鼓舞、带领、推动，中国革命也许会死于初期的挫折失败，也许会止于地方根据地，也许会因为谨小慎微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夺取天下。

天性在成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事的节奏如果和天性相违背，可能就会因为快慢不协调而失败，比如性格内向的人就喜欢按部就班地发展，如果事业发展的节奏过快，他就会有失控的感觉，常常会焦躁失措。同样性格外向的人则无法忍受缓慢的发展节奏，总希望抓住有利时机，甚至创造条件获得一种超常发展，这种性格就像一团烈火固然能瞬间将事业轰轰烈烈做大，但也可能会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遭遇失败挫折。毛泽东在早年还能谨慎地听取他人的意见，控制自己的激情冒进，但到了建国期间就渐渐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批评，总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飞跃发展，将千百年来的旧社会习俗彻底改造，结果因冒进而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误。

尽管天性是很难改变的，但通过实践修炼人们还是可以使之优化，弥补一些短板漏洞。比如性格内向、懒散消极、谨小慎微的人可以通过扩大社交面、信仰激励、积累经验等手段来锤炼心智，让自己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要，时代的发展。毕竟，没有人能够不战而胜，要想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我们就不能迁就天性，而应当修正天性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