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学生课外补习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小学生课外补习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研究特工队

一、绪论

纵观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行政、教学与补习已构成了现代学校管理的基本框架，它们三足鼎立、相辅相成。而课外补习则一直是中小学教育中家长、学生、教师乃至教育行政部门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成年人似乎普遍认为课外补习对学生学业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

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有学者将其称为 “影子教育”指的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因其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整个90年代，并持续繁荣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多个角度去理解课外补习，进而理解中国“影子教育”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它将会把我们的教育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本文从国内外对中小学生课外补习研究的概况、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结论及评价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旨在对国内外的课外补习研究做出综合性述评，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切实可行的展望和改进。

二、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

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最早是1992年Stevenson和Beeker基于对日本高中生所作的调查，提出了“影子教育”(shadowedueation)的概念，1999年Bray对课外补习做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影子教育”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而关于应对政策，主要有严厉禁止政策、混合型政策、认知监管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积极鼓励政策等几种类型。有调查表明，世界各国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国家的补习班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突出区域有非洲、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等；而在西欧、北美，课外补习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一）、从补习的地区分布来看，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

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首先，课外补习主要存在于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儒家文化认为成功更多是靠“努力”取得的，而西欧和北美文化则更强调“能力”的重要性。其次，课外补习主要发生在以选拔性考试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些社会中，教学过程更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因而不能忍受学习上的后进者。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习活动愈加兴盛。

（二）、从补习的科目和强度来说，在补习科目上，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语言（尤其是英语）、数学与科学的补习是比较普遍的。究其原因，这三科经常是选拔性考试中的“主科”，对学生成绩影响最大。在补习强度上，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面临考试压力较大，接受补习的可能性和强度高于低年级学生。从补习时间看，一些国家学生每周参加的补习已高达8-12小时，几乎接近于一个半的工作日时间。从补习科目数看，每周补习多门科目已是司空见惯。如在马来西亚，参加补习的学生中每周上1-2门课的占53%，3-4门课的占27%，5-6门课的占19%。

（三）、从补习规模和成本变化来看，近几十年来，课外补习的规模正逐步扩大，家庭的补习支出也正快速上升。例如日本小学级别的补习学校在1976-1993年之间入学率增长了1倍。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2%，1994年为1.8%，1998年已达到

2.9%。

（四）、从课外补习的供给与需求来看，从供给方来说，补习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主流学校教课的老师对自己所教学生进行补习；另一类教师则对补习学生无直接责任。主流学校老师的补习一直遭受广泛的批评。有的教师故意在学校课堂中遗漏大纲内容，引诱学生去参加补习，甚至暗示学生去参加自己的补习。因此，一些国家严厉禁止教师补习自己的学生，但允许补习其他学校学生。对需求方来说，研究结果显示，参加补习的更多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但调查也显示，“好学生”来补习的原因主要是自认为“成绩不太好”，且认为自己是被家长要求来参加“培优”的。这从侧面说明，学生对自己成绩的主观感受以及家长对子女学业的过高期待，是导致补习需求膨胀的重要诱因。从学生来源看，由于城市的竞争氛围更为激烈、补习资源更易获得，城市学生中参加补习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近二十年由于人力资本论的盛行以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原因，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并且备受教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对于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便具有“考试导向”的性质，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教育支出正逐步上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对国外研究加以评述，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导向和启示作用。

三、国内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概况

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国内最早提出课外补习概念的是王有升，最早进行课外补习实证研究的是雷万鹏，最早进行课外补习比较研究的是彭湃。对我国课外补习现状的研究和描述，一般是从课外补习的成因、规模、支出、内容、供需、政府政策等方面展开的。

从课外补习原因上看，一般认为其有着深刻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主要是指 “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以及儒家文化的重教传统；教育原因主要有：重选拔的考试升学制度、对以师资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等；经济原因，主要是我国家庭经济收入增长带动下的家庭教育投资增长、教师待遇偏低、教育收益率高等；另外，还包括独生子女增多，家长的攀比、从众心理等因素。

从规模上看，研究基本上针对城镇中小学进行，一般认为中小学课外补习的规模总体呈增长趋势，城镇小学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要超过在校生数的三分之二。

从课外补习的支出上看，一般从课外补习支出的分类、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有人将课外补习支出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直接成本指家庭为子女接受家教、参加补习班等所支付的学费，文具费用等；间接成本指参加课外补习所产生的时间成本、车费等机会成本。影响课外补习支出的因素，一般认为主要有：地区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类型、学校质量、学习成绩等。关于课外补习支出的发展趋势，一般认为城市家庭的主要教育投资开始向课外补习倾斜；家庭教育支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课外补习支出上的差异。

从补习科目上看，我国课外补习分成文化和艺术两大类，文化类以语、数、外“三大主科”和物理、化学等理工类科目为主；艺术类以美术、音乐等艺术类科目为主（在我国，很多艺术课程的课外培训，特别是中学生的艺术课培训，带有明显的应试目的，是课外补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补习的供给方上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学校；二是在职教师；三是大学生、离退休老教师等非在职教师。学校课外补习的供给方式主要是各种形式的补课；在职教师的课外补习供给形式呈多样化，如一对一辅导、小班上课等；非在职教师主要是提供“家教”。课外补习的需求方是学生和家长。课外补习的目的主要是“培优”和“补差”。

从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课外补习危害了教育公平，增加了学生负担，应该严格禁止；二是社会需求客观存在，应该放开，由市场做主；三是应该有限放开，加强监管，利用财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控制等。实践过程中，国内的课外补习政策

与态度，有人认为属于“混合型”。对于中小学校举办的奥数班、特长班、实验班等教育部和各地方持明令禁止(虽然是禁而不止)或“报经批准”态度，对在职中小学教师提供的“有偿家教”，各地政策不尽相同，如武汉、温州、济南等地采取了禁止政策;南京、金华等地允许但认为应当加以规范;广州、舟山等地不提倡也没有明文禁止。而对于非在职人员，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提供的家教，则普遍持积极认可的态度。

2、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整体上来分析中小学课外补习的成因、课外补习的规模、支出、内容、供需、政府政策等方面展开的，对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具体因素的具体作用研究不够，相关研究大都在较浅的层次进行。我们认为只有对影响课外补习的各具体因素做出系统研究，才能对这一现象形成真正的、完整的认识。另外，对于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方式对学生课外补习活动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成果，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1）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欠缺

课外补习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法进行思辨研究的比较多，采用访谈法的也有一些，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却很少。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等大多来源于已有的资料，而不是研究者独立调查所得。另外，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研究成果比国内多，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目前的研究引入国外的经验的却相当少。

（2）对影响课外补习问题形成因素的研究未涉及家长教育观念等重要因素

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课外补习选择主体的家长和学生的“主观感受”，即从主体评价角度判断课外补习的影响。对课外补习的原因探讨主要围绕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展开，对家庭和个人的观念、需求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家庭有着悠久的重教传统，家长的教育行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家长的教育观念对课外补习现象发生发展的影响也更大，研究课外补习问题，应当大量的去研究家长的教育观念。

（3）基础性理论研究薄弱

课外补习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主要指对课外补习的概念(特性、目的、对象、内容)、分类、评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术语各说各话，人言人殊。某些观点和结论甚至相互矛盾。比如说“课外补习”这个基本概念，从“ Shadoweducation”直译是“影子教育”，有人又称其为“私教育”，有人将传统教育理论中教师进行的课外辅导也称为课外补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将课外补习称为“教育补习”。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将使课外补习的应用型研究和政府课外补习政策的制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甚至造成误导。

（4）关于课外补习政策建议的分歧

关于课外补习的政策建议，有些研究者认为应该完全禁止，有些认为应该放任不管，有些认为应该适当监管，莫衷一是，相互分歧。这些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都有当地的历史条件根源，但一般都对促进当地教育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环境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关于课外补习政策建议的探讨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研究趋势与展望

以上对国内教育补习研究的不同方面分别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下面简要探析其存在的问题, 并对后续研究加以展望。

1、加大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力度

在课外补习的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的学者大多采用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由于各地区和学校的特殊性，仅用这几种方法是相当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还深入到一些学校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另外，由于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

2、注重探讨家长观念等因素对课外补习的影响

在课外补习的原因方面，已有的研究大多从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展开，对家庭和个人的观念、需求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然而，中国自古便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观念在很多人心中都根深蒂固了，在教育子女方面，家长的观念及教育方式会教大程度的影响课外补习的参与，今后的研究应当加大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采用访谈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家长的教育观念进行一定的考察。

3、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

以课外补习的概念为例，我国现对课外补习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今后的研究应当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开展实证考察。对于课外补习的概念形成一致性意见，将课外补习的内容可分为与兴趣有关的课外补习和与学业有关的课外补习来进行讨论研究，深度探讨课外补习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问题。

4、客观分析课外补习的政策建议

对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与其教育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首先在研究中分期检测和衡量课外补习的质量效果，从而全面看待教育补习的影响, 然后努力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实施来缩小直至消除消极影响, 使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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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湃.“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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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永恒.近十年来国内教育补习研究：回顾与展望[J].未来与发展,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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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巧红.试论补习教育的起因、现状及前景[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5)

【9】余时中.小学生课外补习问题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5)

【10】卢阳.小学生课外教育情况的调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2)

第二篇：关于课外补习的文献综述

关于教育补习的文献综述（附文献出处）

【摘要】教育补习作为一种“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 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课外补习研究起于国外，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从概念、形式、现状、归因和影响等方面对我国教育补习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关键词】国内;教育补习【正文】

教育补习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 国外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 年代, 并持续繁荣至今, 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所参考利用,比如国际比较教育协会联合会主席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于1999 年完成的教育补习的跨国比较研究等。国内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关注始于20 世纪90 年代末, 最近几年逐步兴起, 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主要从教育补习的概念、形式、现状、归因和影响等方面回顾了近年来国内教育补习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教育补习的概念和形式

国内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概念阐释和形式划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补习教育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有: 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1]18。

“教育补习”一词类似于英文中“private tutoring”。它指除正常学校教育外, 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2]39。

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Tutoring)指的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 因其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 故而也被称之为“影子教育”[3]61。

上述各观点表明国内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称谓虽有出入, 但对其概念的阐释和形式的划分确有共识, 归纳如下: 一是它存在于正规教育(学校教育或主流教育)之外;二是它以类似于学校课程或是学校课程“同质化拓展”的课程为内容;三是它主要以在校中小学生为对象;四是它主要有两种形式, “家教”(其定义可参见杨启亮教授的《“家教”: 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一文)和补习班(如奥班、强化班、艺术特长班、兴趣班、周末学校等)。

二、关于我国教育补习的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我国教育补习的现状的描述, 主要体现在教育补习的支出、内容、强度等方面。(一)教育补习支出

教育补习支出是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家庭而言, 教育补习服务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2]42” 1.教育补习支出结构: 教育补习支出中, 补习班支出大于“家教”的支出[4]813。2.教育补习支出家庭负担率(教育补习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重): 家庭收入水平越低, 教育补习负担率越大。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教育补习服务时面临较沉重的经济压力[2]41。(二)教育补习内容

我国教育补习的内容分成两大类: 一是文化类, 以“三大主科”(数学、外语和语文)和理工类科目(物理、化学)为主;二是艺术特长类, 以艺术类科目(美术、音乐)为主[7]50,[8]。教育补习的内容可以佐证其“影子”特性。(三)教育补习强度

教育补习强度主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教育补习科目数;二是教育补习时间。国内研究者通过统计分析, 指出: 教育补习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补习是导致我国城镇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4]811”

三、关于我国教育补习兴起的归因分析

国内教育补习研究对我国教育补习兴起的归因分析主要分为两种:(一)实证分析归因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 国内有研究者总结出影响教育补习选择的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收入和母亲教育程度表示;以收入、家庭抚养负担和父母亲受教育程度表示)、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学业成绩、学校质量、城市类型、学生年级、学校类型等。在诸如学校质量、学业成绩等影响教育补习的因素的“显著与否”上, 研究者尚未达成共识[2]1,[4]816。(二)理论思辨归因

1.教育原因: 重选拔的考试升学制度是教育补习产生、兴起的根本原

因;学校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择校”的替代性选择;对以师资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等[7]50,[9]46。

2.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 我国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消费内容和方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这主要体现在家庭自主选择的教育支出项目的日益增多上, 教育补习支出是重要的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之一[10]。另外, 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职教师、大学生、离退休教师等的教育补习“供给”, 是家庭教育补习选择的“助推剂”[7]51。

3.政治原因: 国内研究者依据拉夫特瑞(Raftery)等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和卢卡斯(Lucas)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 指出当前我国的教育竞争将围绕能否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两个核心展开。教育竞争的成功可能就意味着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补习就是这种竞争的具体表现之一[12]。

4.文化原因: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传统社会文化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家长观念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儒家这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观念对我国家庭的教育补习选择有重要影响[1]18,[9]46。

5.其他原因: 人口高峰、人口流动等造成的班额超编;独生子女增多;家长的攀比、从众心理等[1]18-19。

四、关于教育补习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学生、学校、家庭、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实施等方面, 归纳了国内研究者所持教育补习的影响的观点。(一)对学生的影响

就教育补习对学生的影响, 国内研究者并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者认为教育补习对学生的影响是正面的: 教育补习理论上有利于因材施教, 有利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的养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等[13]39-42。

另有研究者认为教育补习对学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首先,它(“家教”)粗暴地剥夺了学生发展的时空资源、伤害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热爱、窒息了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 自主学习意识下降, 甚至可能滋生逆反和厌学情绪等[6]45,[12]9。(二)对学校的影响 关于教育补习对学校的影响, 国内研究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教育补习张扬着学校教学的僵化保守层面、弱化了学校教学的责任和义务、扰乱了学校教学的评价;不利于学校管理, 比如教师作为一种教育资源的校外支配和使用;与新课改、素质教育、减负精神相违背, 影响了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等[6]45,[12]9。

而另有观点认为: 教育补习和学校及学校教育存在理想的共生状态。两者都是完成教育任务的必要选择, 两者都既自成体系, 又相互补充, 互为基础, 互相渗透, 相得益彰, 应当处理好两者的关系[13]42。(三)对家庭的影响

就教育补习对家庭的影响, 国内研究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是教育补习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即教育补习的家庭支出和教育补习的家庭负担率问题等[2]41;二是教育补习对家庭情感关系的影响, 即“过多的补习时间弱化了家庭情感, 淡化了亲子联系”[3]63 等。(四)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国内研究者就教育补习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主要为以下观点: 一方面“补差”型教育补习在提升成绩较差学生的人力资本上具有公平效应。但另一方面, 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的巨大差异对教育公平的目标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是在中国城乡和地区差异较大的背景下, 教育补习从私人教育成本分担层面强化了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二是教育补习行为造成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在获得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上出现新的不公平[2]42,[4]820。(五)对素质教育实施的影响

素质教育在我国推进以来, 其实施难已成为教育界及社会的一种共识。研究者们从教师素质、评价制度、教育政策限度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这些探讨主要是从“正规教育”的内部进行的, 却忽视了正规教育外作为“影子教育体系”的教育补习活动对素质教育实施的巨大影响。那么教育补习对素质教育的实施到底有没有、有何影响?

有研究者揭示了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一大“怪现状”: 越是施行素质教育比较彻底的地区,“家教业”就越是繁盛;而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地方“家教业”反倒波澜不惊[14]。为何如此? 另一研究者的观点或许可以充当注脚: 多数情况下, “家教”坦率地追求着它的功利性目标, 并不标榜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形式, 它作为应试教育之源于家庭的强大助力, 以经验论的方法有效地演绎着僵化的尖子主义、精英主义, 强化着学科教学的“人工窒息机”的功能, 顽强地阻抑着教育改革与发展[9]46。【参考文献】

[1]王有升.补习教育: 一类不可忽视的教育现象[J].上海教育科研,1997(6).[2] 雷万鹏.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 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教育与经济,2005(1).[3]彭湃.“影子教育”: 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8(1).[4]薛海平.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实证分析[C].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 2006.[5]彭湃, 周自波.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研究———基于湖北武汉市H 区的抽样调查[J].中小学管理,2008(4).[6]杨启亮.“家教”的困境及其归因辨析[J].福建教育,2003(10B).[7]吴开华, 周耀.关于家教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教育学,1998(3).[8]徐斌.家教中的法律问题[J].上海教育科研,2003(5).[9]杨启亮.“家教”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5).[10]楚红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内容与结构的研究述评[J].教育科学,2007(2).[11]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12]王建军.家教和学校教育: 走不出的恶性循环[J].基础教育研究,2005(10).[13]谢丽玲.课外补习: 落实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措施———论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外补习[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 报,2004(11).[14]王淦生.家教的“越位”[J].江西教育科研,2006(10).

第三篇：课外辅导班对小学生影响的研究文献综述

课外辅导班对小学生影响的研究文献综述

课外辅导班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已成为流行现象，形形色色的课外辅导班体现了教育资源在学校之外的一种配置方式，而其所提供的辅导内容多是学校课程模式在学校之外的延伸。不论是从课外辅导班的开办者的角度还是从参加辅导班的角度来看，对课外辅导班都有不同的认识。由于课外辅导班对学生影响比较大，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对家长教育孩子提出建议，对他们如何正视课外辅导班提出我们的建议。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回顾

（一）关于小学生课外辅导班的社会学透视

王从庆教授通过对课外辅导现象所做的调查研究，从开办辅导班的主题、辅导的内容等几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分析。

1．谁办辅导班？

王从庆教授认为以辅导班的开办者为划分依据，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辅导班：

（1）从事公共教育的机构开办的假期辅导班，如文化馆青少年宫、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他们在常年招收各类艺术班的同时利用寒暑假开办各种类型的辅导班教员以本单位工作人员为主，还有少量临时聘请的退休教师。

（2）由一些名牌学校利用自身的优质教育资源开办的辅导班。这一类型的辅导班规模较大，辅导内容主要是与学校课程相匹配的文化知识，教员主要由所属学校的教师担任。

（3）个人开办的辅导班，规模较前两类辅导班要小得多，辅导内容与学校的主要课程内容相匹配。教员主要是利用假期从事劳务的教师，也有部分在校大学生。从形式合法与否的角度来看，第一类辅导班是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开办的，办学时间也比较长，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运行管理模式。所以家长们对由这一类办学机构开办的辅导班比较信任，自然也就蜂拥而至。第二类辅导班的开办者依托名牌学校（主要是中学）的“品牌”效应，为人们提供一个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类辅导班吸引了很多的学生家长前来报名，班级规模与制度化学校内的班级不相上下，学生数多达五六十。而个人力量开办的“小作坊”式的辅导班，一般则冠以“ 教育中心”之名，租借场地进行小班化授课。

2．辅导什么？

假期辅导班提供的辅导内容繁多，按照辅导班提供的内容与制度化学校内的课程的同异程度来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辅导内容与学校的教学内容同质性较强，作为学校教学活动的补充与延伸；（2）辅导内容与学校的教学内容差异较大，注重学生的兴趣以及特殊技能的培训，诸如钢琴等艺术类科目。在为小学生所开设的假期辅导班中，第一类占据较大的比重，而在这一类中，诸如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又占有重要的份额。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在学校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学科，在辅导班中得到延续和进一步的加强。这些科目在升学考试中占有大的比重，而且这些科目可以通过短期的辅导获得巩固或提高。另外还可以通过提前学习新课，为新学期的学习打基础。另一方面虽然诸如思想品德课、语文课等科目在学校教育环境中，他们在体现社会控制等方面比数学、理化等科目要重要的多，但是，在辅导班中他们的境遇刚好相反。这正是前文提及的教育需求起作用的结果。语文、政治这些科目的辅导成效不大，报名人数肯定不及英语、数理化这类科目，开班非但不能赚钱还有可能亏本。在主办者看来，按照家长的需要，提供合乎市场行情的辅导内容最为重要，因为那样才可能有更多的学生来上课，也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艺术类培训在假期中深受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这一类技能的获得本应是对学校教育内容的补充，应从孩子的兴趣的出发。而实际情况是，家长们在为自己的孩子作“选择”，孩子

对于上什么兴趣班，什么时候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考级”是为了升学时可以加分，这种类型的培训的功利性就被突显出来。

（二）国内外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现状

1．国外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现状

（1）搜狐教育频道的记者亦春报道：韩国所有家庭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读小学、初中或者高中的孩子送到各种课外辅导班，如钢琴班、绘画班等，不过更多的还是那些以深化课本知识和教授外语为主的辅导班。韩国家庭每月平均用在子女课外辅导上的支出大约占月支出的36％。而中学生父母的课外辅导费支出更多，平均超过月支出的42％。很多家长认为如果不送到补习班学习，就很难跟上或者认为仅靠学校教育很难考上大学，这种认识也推动了私人教育的发展。教育费压得平民和贫困阶层喘不过气来，但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将来更有出息，在教育问题上不能落后于别人。有些家长还认为补习班的教师优于学校教师，补习班比学校更多有用的信息。教育费是对多数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富裕阶层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首尔江南区和瑞草区是韩国的富人区，从住宅条件、消费场所和人们的服饰打扮等各方面都很容易地看出，这里的居民“层次”普遍比较高。但最近江南区一家著名的大百货店透露，“这几年到店里来打工的家庭主妇们越来越多了，几年前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们可是我们的顾客。随着孩子长大，教育费支出剧增，一些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们也不得不出来打工赚钱，以补贴家用。”

（2）搜狐教育频道的记者苏琳报道：美国的寒假在时间上是分两次的，第一次是圣诞节的时候放两周，第二次是总统节，从2月17日放一周假。美国的寒假通常来说都不存在“补课”这种现象，父母会利用假期的自由时间给孩子安排接触社会、参与社区的活动，让孩子多去感觉社会，比如为社区老人做一些事，为图书馆做义务管理员等等。除了接触社会，还要多创造机会接触大自然，比如外出旅游、参观博物馆、参加比赛等。另外，假期是孩子读书的好时候，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从上到下都很重视阅读，孩子会利用假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去看大量符合他年龄段的书。

2．国内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现状

新闻周刊在2003年第33期报道了他们对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对一个六年级班的关于课外辅导班调查结果：周末开小灶的在小学生中绝对不是特例、不开小灶的学生才是凤毛麟角。在回收的47份问卷中，没有一个孩子没上过课外辅导班，差别只是数量多少而已。在这个班级里，课外学时最少的是1.5小时/周，最多的是24小时/周。每周在5小时以下的18人；5—10小时的20人；10小时以上的9人。

这些课外辅导班包括了乐器类、体育类、艺术类和学习类。其中四类辅导班都参加的有11人；参加2到3类的有20人；仅参加1类的16人，但这16人里，12位学生参加的都是学习类课外辅导班。除了这四类辅导班外，有的孩子还会上围棋、朗诵等其他类型的课外班。大部分孩子都不是自己主动要求父母报的课外班，但大部分孩子在回答是否喜欢上这些班时，都表示“还可以”、“一般”，甚至“喜欢”。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这些辅导班对自己的学习和升学有利，只有两位孩子回答“不知道”，仅有1位学生明确表示“没有用”。

（三）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原因分析

1．从家长角度来说

作为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部分家长不但希望老师多布置一些作业，还要没完没了的找课外辅导班或家教，让子女学这学那，非要子女在班级上拿第一名不可。

针对这种情况，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刘东刚尖锐地指出，让孩子每天学习连轴转，对家长来说这是挖潜，但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摧残，现在有不少孩子患了强迫症、抑郁症、两面人格症等心理疾病。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对正在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玩

也是一种学习，也能进行诸如人际交往技能、处理问题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玩被剥夺了，就等于学习也被剥夺了。

还有的家长诉苦说孩子班上的老师以辅导名义课外加课，课堂上轻描淡写，课外辅导时却卖力讲课，孩子不交费上这样的“辅导班”，成绩就会受到影响。不去上，孩子在老师眼里就是“另类”；去上吧，还要交好多费用。

如果真如这样，教师课下办培训现象，那它危害甚多，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和学生学习秩序，挤占学生自学和思考的时间。

2．从教师角度来说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在素质教育成果展中，创新能力成果展的旗帜下，依然是学生的考分打头。学生的最好的“素质”就是考了一个高分。这样似乎皆大欢喜：领导满意，学校满意，教师满意，家长也满意了。而素质教育呢？只不过是我们一个貌合神离的朋友而已。“淡化学生考试成绩”时常响在我们耳边，但对教师的考评，却始终以学生考试成绩为依据，甚至对小学生“创新能力”，也能通过试卷来考一考，以此评定教师“创新教学”的优劣。每个学期，教师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九十分与九十五分的差别不大，但对于一个任课教师，哪怕你的班级比其他班级的平均分少零点一分，就意味着落后，对你的教学评价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教师们就“想方设法”让学生们考得再高一点，所以想办辅导班，不惜加班加点，不惜千讲万做，不惜„„ 这种教师可谓是费劲心思让学生学好。

可是还有一些人认为近两年内，义务教育的费用要由一费制转成全免，这样一来，本来收入不高的教师就更要没有收入了，自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相收费，自然就会出现为了赚钱补课，虽说是自愿，可是哪个小朋友敢不参加？总之是认为教师办课外辅导班是为了收取更高的费用。

（四）课外辅导班对小学生的影响

学生的压力——“睡四个小时意味着胜利，睡五个小时意味着失败”，这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日本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它是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不二法门，既反映了这个国家课外辅导的状况，也形成了这个国家的课外补习文化。

社会影响——正像绝大多数形式的私立教育一样，富有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机会去参加辅导班。同样地，辅导似乎成为保持并且可能增加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机制。经济影响——通常来说，达到较高水平正规教育的人，比只达到较低水平正规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人生收益。相反的观点认为，教育充当了“筛选机”的作用，只有那些具有内在天赋和适当态度的人才能够超越各种障碍，取得进步。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反思

众多学者的默默耕耘极大地推动了课外辅导班的发展，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通过搜集资料及总结，发现他们对课外辅导班对小学生影响的研究领域上具有相似之处：众多学者在研究课外辅导班对学生影响时基本上都是从对学生压力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学生本身学业压力就很重，而过多的课外辅导班又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对学生身体和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大多数学者在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调查分析上，只是从学生、家长或教师某个方面而言。

通过对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在研究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利弊时主要从学生学习能力的变化来分析。我们研究学习能力时涉及到很多方面，有写作能力、表达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计算口算能力、记忆力、创造力、合作能力、归纳能力、主动性、计划性、分析与综合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分类比较能力、集中思维能力等等。学习能力不仅仅是学生提高成绩的基础，更始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能力。所以我们想从

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前后学习能力的变化来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利弊。另外，和前面学者不同的是，我们想从教师、家长、学生三角度全面来研究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学习能力的提升情况，我们预设计三套问卷——学生、家长、教师，我们计划以学生问卷为主，家长、教师问卷为辅；每套问卷大概涉及到学习能力的每个方面，分别发放到几所小学不同年级及文化宫等。

我们希望这次调查能给学生、家长、教师提些有价值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参考意见

第四篇：关于初中和小学生的课外补习的问卷调查

关于初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的问卷调查

所在年级：就读学校所在区：

Ⅰ.文化课程

1.你的课外补习持续多少年？

A.1---2年B.3----4年C.5年及5年以上

2.你补习的时间一般在？

A.周末B.暑假/寒假C.都有

3.你补习的原因是?

A.父母希望B.自己希望C.都有/其他

4.你觉得补习对你有帮助吗？

A.有很大帮助B.有少许帮助C.基本无

5.你觉得补习造成的压力大吗？

A.很大B.较大C.基本没有

6.请简短说说你对课外补习的认识：

Ⅱ.艺术课程

1.你现在有至少一项正在学习的艺术课程吗？

A.有，正在学B.以前学过C.从没学过（如果是这个选项后面的均可不填）

2.这一项特长是否坚持了很长时间？

A.是，很久了B.学过一段时间就放弃了C.才刚开始学习

3.你是否喜欢你所学习的这门特长？

A.是的，非常喜欢 B.开始讨厌，现在喜欢C.没什么感觉

4.你学习此项特长的原因？

A.父母希望B.自己希望C.都有/其他

5.你觉得此项特长对你有帮助吗？

A.有B.没有C.没感觉到

谢谢！

第五篇：小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调查研究【教学毕业论文】 2（范文）

厦门市同安区城镇小学中高年级小学生（3-6）年级生课外补习的现

状研究

摘要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十分普遍。这种教育形式依附于主流学校教育，主要以提高学业成绩为目标，因此被称为正规教育的“影子”。目前我国学界缺少对课外补习的专门研究，我认为对于学生课外补习的研究已经成为很迫切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XX市第23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从而了解XX市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内容、支出、意愿等。

研究显示：对于小学生来说，参加培优的城市小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且有向低龄化和全员参与的趋势发展；然而，当学校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时，学生又涌进了各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学习重负以另一种形式压在了孩子们身上，然而如何应对课外辅导“热”的存在，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是笔者最终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 小学生

课外补习

现状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1

二、文献综述.........................................................1(一)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1(二)国内外研究现状.................................................2

三、研究设计.........................................................5(一)研究对象.......................................................5(二)研究方法.......................................................5(三)统计工具.......................................................6

四、XX市小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6(一)课外补习的规模.................................................6(二)课外补习的强度.................................................7(三)课外补习的科目.................................................7(四)课外补习的内容.................................................8(五)课外补习的支出.................................................8(六)课外补习的意愿.................................................8

五、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班的原因透析...................................9(一)直接动力：考上好中学...........................................9(二)社会竞争的需求................................................10(三)学校教育价值的异化............................................11

六、结论与建议......................................................11(一)结论..........................................................11(二)建议..........................................................12

七、结语............................................................14 注释................................................................15 参考文献............................................................15 附录................................................................16 致谢................................................................19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大，知识和技能的竞争已经成为人们自下而上认可的致胜之道，加上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导和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独生子女，使得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

接受额外的教育原本属于个人的事，但是当前小学生们参加课外班现象是如此普遍，已经突显为一个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大力提倡施行素质教育，去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也强调，素质教育要面向所有的学生，当然也包括小学生。然而，当学校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时，学生又涌进了各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学习重负以另一种形式压在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并没有真正轻松起来，因为学校还给他们的时间，又都交给了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

2011年3月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2011）》，就家长选择课外培训班的情况开展的网络调査的结果显示：小学生家长安排孩子课外培训的时间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各阶段学生。笔者疑惑：为何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行为变得如此的“突出”呢？小学生们大面积参加课外班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小学生报班对自己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

对课外补习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学者当属Stevenson和Becker（1992）。课外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补习教育依附于主流学校而存在，因此他们也将课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他们在对日本高中生所作的纵剖面调查中发现，“影子教育”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但目的是为了提高主流学校的学习成绩。Bray（1999）是对课外补习做出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课外补习的“影子教育”性质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课外补习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它的规模和形态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它受到的关注都比主流教育少；它的面貌远不如主流教育清晰可鉴。Bray认为，补习教育不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当然也不包括家庭成员的义务补课劳动。它主要是由机构或个人所提供的具有营利性的教育服务。总的来说，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

王有升（1997）认为课外补习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有：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

雷万朋（2005）、薛海平（2006）在其研究中均指出教育补习是除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

彭湃（2007）结合国外研究指出课外补习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故而 [3][2][1]称其为“影子教育”。

综合上述学者的共识，小学生课后补习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家教和补习班。补习内容有两种：学校主科补习和才艺补习。学校主科指升学考试类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才艺类泛指非主要课程的学科补习或其他兴趣特长技艺类补习，如音乐、绘画、舞蹈、电脑、棋类、体育运动项目。小学生课外补习即为小学生在学校教育时间之外（如：各类法定假日、周末、学校寒暑假、放学后）通过聘请家庭教师或参加校外各类辅导班进行学校主要学科或才艺类辅导学习的教育活动。本研究中，笔者将“课外补习”限定为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是参加补习班或者请家教，不包括艺术类补习班。

（二）国内外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要早于中国，目前笔者能够检索到的关于课外补习的学术文献，大多现于国外期刊与一些国家组织的咨询报告上，国内较为少见，课外补习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整个90年代，并持续繁荣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大量的研究成果己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对课外补习活动做出开创性研究。

1．国内研究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发现关于单科补习教育的浅析文章比较多，但是相关的对补习教育进行宏观分析的相对较少，大约有二十篇，这些期刊论文主要分析了补习教育发展的原因、现状、影响等。其中相关硕士论文有四篇，这些论文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不仅有理论研究地突破，同时进行了实证研究。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在香港，李（Lee，1996）对507名学生的调查发现：26%的低年级中学生，34%中年级中学生，41%高年级中学生，正在接受补习。

李水山（2007）指出，在韩国全国的中小学中有280所示范性“课外学校”，全国98.9%的初中和小学实施“课外学校”教育，42.6%的学生接受这种“课外学校”教育（其中小学生36.4%，初中生28.9%）。

（2）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雷万鹏（2005）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和母亲的教育程度是影响高中生是否参加补习的显著影响因素，地区背景、城乡背景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3）从课外补习的支出来看

魏新等人对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家教育支出负担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同向变化。

孙彩虹通过对2001年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近20000份教育消费支出的调查资料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父母学历、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地区发达程度等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

[4] 出的重要因素。

丁小浩、薛海平在2005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支出结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而会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公平性。

（4）从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来看

经考察可以发现，政府对补习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严厉禁止政策、混合型政策认知监管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积极鼓励政策五种。韩国政府曾经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补习教育实行过两次严厉禁止政策，但是实践证明严厉禁止政策是失败的、行不通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待补习教育的政策都是采取混合型和认知监管的政策，对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越南和柬埔寨等极少数国家对补习教育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这些国家的教师待遇极低，政府没有足够能力提高教师待遇，于是就放任教师参与补习教育获取额外经济收入；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实行税收优惠、提供补贴等手段对课外补习活动实施积极鼓励政策，认为补习能满足学生需求，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对学生和老师有利，对国家也无害。通过对我国在 1996 年、2000 年和 2002 年出台的政策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对补习教育采取的政策是混合型政策，即对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课外补习采取不同的政策。

[7]

[6]

[5]2．国外研究

课外补习主要教授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依附于公立教育而存在，因此补习教育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如今，课外补习在很多国家发展规模庞大，成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国外对补习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介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 与 Becker 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Bray综合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最为活跃，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区，包括非洲、南美、欧洲也出现了增长势头。在大多数国家，由于课外补习是非官方的，因而大多数数据比较缺乏，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研究中找到，但这些统计资料帮我们勾勒出一个课外补习的大体轮廓。

Aggarwal（1998）指出，在1997年对印度德里7879名小学生调查显示，39.2%的学生都在接受私人补。Yasmeen（1999）也指出，70%的城市学生接受超过一门课程的私人补习。

（2）从课外补习的强度来看

De silva（1994）的研究表明，11年级学生平均每周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为8.6小时；在13年级中，文科生平均每周补习4.3小时，商科生平均每周补习6.1小时，而理科生每周补习11.5小时。虽说部分13年级的学生补习时间低于11年级，但可以发现文科生与商科生的考试压

[8]力要比理科生小，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课外补习教育对考试和正规教育的依附性。

（3）从课外补习的课程选择来看

Kwan-Terry（1991）的研究表明：在新加坡有55%的小学生和29%的中学生在校外补习英语，而母语为英语的家庭中的子女，参加英语补习的比重最低。这表明，当熟练的外语对个人发展极有利时（在新加坡，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家庭相对而言较为富裕），外语必然是课外补习的受欢迎科目。

Tseng（1998）的研究表明：数学是台湾高中生参加最多的补习科目,他的调查样本中有近一半的学生参加数学补习，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英语补习。

De Silva（1994）的研究表明，在斯里兰卡，13年级的学生（相当于我国的高一或高二）中，有100%的学生参加纯数学或应用数学的补习，参加化学与物理补习的分别占84%和83%。

Chew与Leong（1995）在对4340名马来西亚小学和中学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数的调查表明，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中，半数以上的学生只接受过一门或两门学科的补习，但是差不多20%的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达到了5门或者更多。

（4）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英国学者萨恰洛普洛斯指出，家庭收入状况和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受教育的多少和子女能否获得较好的职业是有影响的。卡诺依指出，不同家庭对教育质量（教育成本的某种函数）的期望值不同，会导致家庭教育支出高低不同，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一样。

Hashimoto和Hea1h（1995）运用日本1989年全国收入与支出调查资料探讨了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平均收入弹性是1.72，远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弹性；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弹性最大，但很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教育支出收入弹性也大于1，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弹性系数甚至为负。

综合国内外已有文献发现，现有文献的多数论述主要为概括性与思辨性的分析，主要是对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原因、影响等方面的描述性研究。以往研究表明：相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子教育”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无论从文化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教育获得层面，都有其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不能消除其对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个体的消极影响。但是，国内针对补习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对于影响课外补习因素的探讨就更少了，比如所在学校质量对学生补习机率有没有影响；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会不会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但是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内教育补习现象，对政府出台合理的教育补习政策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另外，从研究的数据来看，国内现有关于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借用别的项目的调查数据，专门针对课外补习的大规模调查还比较少，因而对教育补习现象的探讨是不全面和不深入的。可见，现有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有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同时，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习活动愈加兴盛。在这些地区，没有受过教育与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受教育程度低与程度高的人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在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由于基础教育己经普及，其相对教育收益率较低，因此课外补习不甚普及。课外补习如能像被期望的那样增进学业成绩，就必然能让学生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

我们还可以发现，学生参加补习的大多是能通过补习快速提升成绩的科目。如英语、数学与科学，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些科目的知识层次相对较低，能通过补习有效提高成绩；而各国要求学生对母语掌握的标准都很高，知识层次和难度都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如阅读、写作（听与说的技能在学生未进入学校时就已经学会了）很难通过短时间的培训来提高成绩。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重视数学与科学的补习，这是因为理工科的学生毕业后更容易迅速地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个人收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着目的性抽样原则，笔者以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的高年级学生3-5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来了解他们参加课外补习的基本情况。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是一所以汉语授课的全日制小学，该小学的教学质量、教师素质、学生成绩与同安区其他小学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个学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文献分析是研究者进行论文写作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者写作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有利于全面分析相关主题。笔者通过查找著作（3篇）、期刊（9篇）、论文（6篇）、报纸（4篇）等方式了解关于我国城市学生参加课外班方面的研究进程，并做文献综述，从而确定研究焦点；此外，笔者还阅读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书籍，找出相关的理论文献，作为理论支撑点。

2．问卷法

笔者借用韦春林《小学生课外补习现状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式和开放式题型相结合，封闭式题目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组成；调查重点放在学生和家长，并适当涉及学校教师。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了XX市23小学的六个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作为对象，进行有关问卷调査。该问卷的维度如下：学生及家庭的基本信息，参加课外补习规模、强度、支出、意愿等。该问卷是由学生与家长共同配合完成的，目的是了解我们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基本情况,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安排课余时间。

3．访谈法

访谈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获取直接的信息，对于“研究的主题具有检验研究结果的作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计划地对市区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访谈，了解小学生 7 参加课外班的状况。

笔者主要选取XX市第23小学，并设计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利用经常到23小学实习的机会，对12名小学生进行了访谈（1一6年级中每个年级学生各2名）。然后对访谈结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求在对课外补习现象获得感性认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三）统计工具

笔者利用Execl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统计处理。

四、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中高年级小学生（3-6)年级生课外

补习的现状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十分普遍。这种教育形式依附于主流学校教育，主要以提高学业成绩为目标，因此被称为正规教育的“影子”。目前我国学界缺少对课外补习的专门研究，因此对我国城市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原因、支出等信息缺少基本的了解；对影响学生参加补习的因素也少有探究；同时，也鲜有文献分析课外补习对正规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影响。因此对于学生课外补习的研究已经成为很迫切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