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８０多人，代表着５７９００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

三、瞿秋白、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２９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１１人。

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地点：汉 口

出席大会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五大选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 张国焘 李维汉 蔡和森 李立三 瞿秋白 谭平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兆征 张太雷 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 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８２人，代表全国５７９６７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１１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等２９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等１１名候补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动摇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段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入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

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第四篇：1927年五大武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动摇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段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

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入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

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模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２１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６月３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３８９号（今太仓路１２７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７月２３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７月２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２５、２６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２７、２８和２９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７月３０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１０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１１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３０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１５条约７００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８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９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

三、项英等来